僧官拉乌达热 土丹旦达的人生

 

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土丹旦达（右二），与西藏知名爱国人士朗顿·贡嘎旺秋（左二）、拉敏·索朗伦珠（右一）等，在一起研究编写西藏历史资料。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是参加《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谈判的西藏地方政府僧官代表之一。西藏和平解放后先后任拉萨小学董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民政科长、政协西藏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学识广博、阅历丰厚，无疑是20世纪西藏的风云人物。

然而，由于其谦虚、低调的为人和特殊的历史原因，生前他从不宣扬自己。

因此，时至今日，了解他生平的人还是不多。

最近，拉乌达热的侄女、西藏自治区政协次白女士给我们提供了老先生生前亲笔写下的简历和家史。根据这份珍贵的资料，结合对部分西藏古稀老人的采访，本文试图梳理其平凡而多彩的人生脉络。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1908年（藏历土猴年）生于拉萨。1917年进入私塾读书。1921年过继到拉乌达热家为养子，并成为地方政府的“孜仲”（孜仲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僧官，凡贵族家庭出身的喇嘛，经过僧官学校毕业者即可充任此职）。其实，拉乌达热·土丹旦达的母亲原本就出生于拉乌达热家族，后嫁到拉萨帕拉丛康家，生下了儿子土丹旦达。由于先辈早年侍俸达赖喇嘛，深得神王赏识，在土丹旦达长到14岁的时候，达赖喇嘛特准拉乌达热家一男丁充任僧官，继承祖先的名份，问拉乌达热家里现在有些什么人。下人回话说，有一个女儿，已嫁到帕拉丛康家，生下一男孩。佛爷说，那就让这个男孩以拉乌达热养子的名义充任地方政府的孜仲。

从此以后，就有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这个名字。

1932年，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担任“匝聂”（七品草料官），这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马匹饲草的官员。

1934年，平息波密之乱后，他以五品官衔赴波堆宗任职4年。

1938年，担任原地方政府负责招待工作的“增准”一职，为“西藏民众大会”代表、驻西宁办事处处长等职，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然而在1941年至1944年间，拉乌达热·土丹旦达似乎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低潮，承担了“巴希列空”管理员、“江思霞”建筑工程负责人、“朗希列空”

管理员等与他的能力并不相称的低衔职位。其中的“巴希列空”建于1920年，其职责是会同各地宗谿核查寺庙、贵族所经营土地的实有数，并根据实有土地重新确定应缴纳的赋税数量。同时，核查自《铁虎清册》实施以来，新开垦荒地的实有数量，并重新确定应缴纳的赋税的数量等工作的机构，土丹旦达在其中担任管理员的职务。“朗希列空”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调查各地马牌及乌拉的机构，他也在其中担任管理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江思霞”建筑工程负责人。那是1941年，他接到摄政王的命令：“在江思霞园林内修建尧西当采（指十四世达赖喇嘛父家——引注）

 

府第，任命阿沛·阿旺晋美和拉乌达热·土丹旦达为工程负责人，要确保工程质量。”他们从筹集土石建材，进口玻璃、水泥做起，组织土木匠人，调拨工人口粮，确定设计方案，指挥工程实施，历经千辛万苦，建起了那座壮观美丽的尧西当采府第，受到人们的称赞，这座建筑如今仍然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拉萨平原，多少年来人们对其工程质量无不交口称赞。

到了1946年，命运又一次出现了转机，他被任命为“羌基堪穷”（四品藏北总管）。

“羌基”是在“霍尔基”的基础上在1942年成立的，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是继堪穷帕拉之后第二个担任藏北总管的人。当时，羌基的主要职权是“与所属各宗和北方四部头领订立《公约》；随时传达噶厦告令；处理各宗本断决不了的各种案件；依法处置原那曲堪囊宗在位时所属‘北方四部’等地的官府、贵族、寺庙牧户百姓中发生的偷盗、抢劫等各类案件”；向牧户百姓征收酥油、牛毛、牛绒、驮畜代金税；沿袭五世达赖喇嘛时向藏北派兵设哨的惯例，轮派50名民兵到北部区域的当拉、曲孜、查沃拉等地；对从蒙古、青海、安多、果洛等地来藏者及其所带物品进行检查，对其可疑者加以阻截，对其余的人、物、武器等登记造册后呈报噶厦等等。

在行使职权的同时，土丹旦达并没有闲着，他的“耳朵”被流传在藏北地区的英雄格萨尔的故事深深吸引，其间认识了那曲著名的格萨尔说唱艺人阿达尔。当时的土丹旦达不但喜欢听《格萨尔》，而且对其内容了如指掌。每次叫阿达尔来家中，都是他亲自点段，阿达尔说唱。当总管沉浸在《格萨尔》的曲调中时，除了最亲近的人以外，任何人不得干扰。而家中的其他人只能站在窗子外边偷听，一站就是一个通宵。看来光用耳朵听不够尽兴，回到拉萨后他派出丹结林寺的两个秘书到那曲，找到阿达尔，叫他说唱《霍岭大战》，由两位秘书轮流速记。大约只用了40多天就全部用楷书抄好了。阿达尔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两个人写起藏文快得很，我这边唱，他们在那边写，我唱完了一段，他们也抄完了一段，哪里像有的人写字像刻石头一样费劲。他们先用草书记下来，再用楷书抄好。完成时上部约有740页，下部有770页。”……这是他在羌基任上的大致经历。

1951年，他作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赴北京参加了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和平谈判，他是“译仓”（管理僧官的最高机构）提出的僧官代表，关于谈判细节上的艰难曲折，他在回忆录中写到：“……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上，左一为土丹旦达。

其中，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一条，我们鉴于噶厦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不愿接受。中央代表当时并没有勉强我们，只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我们参观，观看文艺演出。这两天，我越玩心里越急，越看演出越感到不安。我担心解放军像清朝皇帝派到西藏的军队那样，到拉萨后就夺噶厦政府的权，一切包办代替；又天真地怕解放军利用休会的时间，长驱直入，开进了西藏。于是便找阿沛首席代表，请他询问中央的意图。这时，中央代表和工作干部便向我们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解释解放军进藏的目的和任务，并拿出清代历史文件，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任务，诚恳地启发教育我们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使我们消除了顾虑，就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作为译仓派出的僧官，在谈判过程中对宗教信仰、寺庙收入等提的建议较多，中央大都采纳了。所以，当我们签订协议返藏后，不少寺庙和宗教界人士写信来表示满意，并且向我致谢。”

代表团回藏路经印度的噶伦堡时，久住印度的夏格巴·旺久德丹来找他们，试探和谈代表对遵守协议的态度。

拉乌达热解释说协议有利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民族，应当坚决执行。另一个和谈代表凯墨则认为：我们虽已签订了协议，但执行与否，决定权在噶厦和西藏僧俗人民。夏格巴听说拉乌达热要坚决执行，便劝他不要坚持个人意见，应当转变到凯墨的立场上，他怕土丹旦达没听懂，还暗示说：要想到噶厦讨论的时候，还有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的因素嘛（因为凯墨是噶伦索康的叔叔）！然而在执行十七条协议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拉乌达热不愿意趋炎附势，跟在亲帝分子后面跑，便回答说：索康他们都是有大学问的人，我什么也不懂，还是坚持我个人的。他们的这次交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回到拉萨，经过和谈代表们的努力，噶厦在无法推托的情况下召开了有300多名僧俗官员、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由和谈代表汇报签订十七条协议的情况。在阿沛首席代表汇报完后，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补充说，按过去的规矩，凡出外办事的人员，有功者回来受奖。我们签订十七条协议是一件很大的事，如果是成功的，对达赖和人民都有益处，我们并不要求奖励，但如果是不利的，则可以用身家性命和财产保证。

大家当着我们的面不好批评、指责，我们可以退出会场，让大家畅所欲言。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协议很好，表示拥护。于是，大会通过了呈报达赖的如下文稿：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看了西藏全区大会的呈文后，即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电报说“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两天以后，毛主席便复电达赖，感谢他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至此，西藏终于获得了解放，驱逐了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实现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拉乌达热·土丹旦达也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952年，拉乌达热与西藏著名学者江洛金·索朗杰布、擦珠·阿旺洛桑等一起当选为拉萨小学董事，参与学校管理事务。

两年后，即藏历木马年（1954年）五月十六日，后藏的江孜涅如地方恰多湖崩裂，是该地有史以来的大灾难，人员财产损失惨重。

人民子弟兵率先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中，不知救出了多少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受到驻江孜解放军指战员们模范行动的影响，噶厦政府派驻江孜的两位僧俗官员也及时把宗政府内所有的空房子腾出来让灾民住，这在西藏过去是没有先例的。两位宗本迅速将灾情报告噶厦，噶厦即派仲译钦莫（大秘书长）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孜本雪贵巴·江央凯珠等人赶到江孜救灾，处理善后事宜。他们到达江孜后，与中共江孜分工委领导一起研究，决定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由拉乌达热任主任，阴法唐和雪贵巴·江央凯珠任副主任。委员有江孜白居寺堪布土登尼彩、江孜宗居杰、白朗宗本仲孜土登晋美、雪仲达苏。安排的汉族委员有：穆科长、吴科长、李常真等，翻译有大格桑、益喜卓玛。此外，还有各大贵族的管家，宗教界有声望的人以及贫民代表等24人。通过细致地调查了解，共发放救济粮10万克（280万斤），对幸存的几名印度驻江孜官兵也发了救济物资。……中央还给灾民发放了无息贷款和种籽，解决了耕畜农具，扶植他们搞好来年的生产。同时，生产救灾委员会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修复被洪水冲坏的公路和桥梁，发给合理的工资，既解决了灾民生产、生活问题，又为来年的丰收打下了基础。

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嘎雪巴·曲吉尼玛（左一）和土丹旦达（右一）等，在拉萨大昭寺调查西藏的历史和文物。

1956年，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民政科长、拉萨中学副校长等职；1957年，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1965年，被安排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1977年起担任自治区政协常委；1978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79年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兼归国藏胞接待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兼任自治区宗教局负责人；1985年6月病逝于拉萨。

在他任职西藏自治区政协的20年间，主要从事文史资料方面的工作，不仅指导部门工作，还亲自“操刀”留下了诸如《台吉琼让·顿珠杰布被贬官充军之原委》、《我参加“龙夏事件”的经过》、《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西藏地方政府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成立的改革机构》等重要文章，直至2004年，在他去世快20年的时候，《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还在以“遗作”的形式刊发他的重要文稿，可见他对工作是多么勤奋和认真。他的许多文章经田家乐、索朗旺堆、计明南加、马玉贵等各族翻译家的妙笔，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让世人了解西藏打开了一扇窗户当然，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作者：文/索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