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西藏保卫战（六）

六、战争结束和善后事宜

赔款议和已成定局。第一次廓尔喀之役未经交火，即告结束。问题是如何 向皇帝交待？煌煌上谕，反对议和，谁敢公然违抗？在这里再一次显示封建体制下的实际政治运作和表面文章有多末大的差距，明明是赔款议和却说成是威慑受降。好在喜马拉雅山区路途遥远，皇帝深居宫廷，真实情况难以传送进京。议和赎地在西藏尽人皆知，而北京宫廷里并不知晓。为了让皇帝相信议和的正当性，前线将领们隐瞒了谈判真情，并且歪曲了战争的性质和起因。他们只强调边境日常纠纷而闭口不言廓尔喀的掠夺行径，他们说由于西藏增加商税、拒用廓尔喀铜钱以及食盐中搀土，积成嫌怨，廓尔喀商人“苦累不堪”，曾写信向驻藏大臣呈诉，驻藏大臣置之不理，遂兴兵起衅。这样一样，害人的廓尔喀入侵者反倒成了受害者。由于含冤负屈，申诉无门，不得不诉之兵戎，因此，它的入侵行为值得同情，可以原谅，是非颠倒，莫此为甚！玩弄文字游戏的后果，可以扭曲这场战争的性质，私下赎地议和的情节被隐瞒，战争的真实原因被埋没，这就是官僚政治拿手的“瞒天过海”的惯技。

乾隆帝本来的方针是要对入侵者痛加打击，“该将军等务宜乘贼尚未远飏，痛加歼戮，俾知畏惧，将所占聂拉木等地方，全行收复。再遵前旨，立定贸易疆界，并取具巴勒布甘结，以靖边隅”。

但是，前线的情况出于皇帝的意料之外，喜马拉雅山高峻险峭，大雪封冻，部队无法行动，清军停留在边境上劳师糜饷，株守无功，敌军已退往山南，不要说“痛加歼戮”，就是传递一次消息都很困难。延至开春雪化的阴历三月，巴忠派遣“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及戴绷、第巴等往巴勒布传唤头目，但山路险峻，往返三千余里，约须一月方回”。打仗已不可能，亦无必要，乾隆帝的战略方针落了空，不得不同意前线将领撤兵的意见，“万一军粮不济，或兵丁等不耐寒冷，不服水土，致多损伤，转属于事无益。……倘积雪未消，我兵既不能前往，巴勒布头目亦不能前来。鄂辉等不必固执前旨，不敢撤兵。朕反复思之，此时竟以暂行撤回为是”。

皇帝既已批准撤兵，前线的议和从地下转为公开，巴忠、鄂辉派守备严廷良于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前往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与其王拉特纳巴都尔、王叔巴都尔萨野会见。据说：廓尔喀国王跪听晓谕，甚为恭敬悦服，声称：“感思畏罪，从此断不敢再行滋事”，并遣二十二名使者，携带贡品十一种，包括：珊瑚、蜜腊、金丝沙缎、千里镜、洋枪、洋刀、香料、药材等前往北京进贡朝觐。这场列名于十全武功之内的巴勒布战役就此结束，战争的发生很突然，战争的结果更离奇。清军万里出征，大张旗鼓，动用了大批军队，跋涉于高山积雪之地，却未曾与敌军接触，没有交火，没有战斗。对于这场草草收场的战争，乾隆皇帝也放心不下，他虽然下达了撤军的谕旨，但未能“惩戒”巴勒布感到不满，责备鄂辉、成德：

“该将军等领兵已至济咙，即当乘机鼓勇，深入彼疆，俾伊等慑服，以彰声势，乃计不出此，只坐守以待头目来营为受降之计。看来鄂辉等不惟福份浅溥，亦识量偏小矣！现在兵既撤回，朕亦不好黩武。况今天下幅员广远，即得此巴勒布区区部落，亦复可增毫末。但藏内唐古忒人众，素性懦怯，去岁因巴勒布一至，即望风退遁，以致济咙等处被掠。今鄂辉虽据该头目立誓设盟，永不敢再行犯境，而夷性狡诈，反复无常，考诸史册，于立盟后随即改言起事者，亦复不少，巴勒布之盟，又足深恃耶？总之此次既费我兵力，若不计出万全，使巴勒布永远不敢再至，立定规条。将来大兵一撤，或一二年后，该番等又来侵犯，岂彼时复于内地，纷纷派兵前往征剿呼！鄂辉等与巴勒布头目番众勘定疆界，取具盟书，断不可草草了事！”。

看来乾隆帝的担心并非多余，西藏的边境战争并未真正解决。巴忠等赔款赎地，买来暂时的和平，这笔钱由西藏地方政府支出，瞒着清朝中央。巴忠等奏定善后事宜十九条。其主要内容为：在后藏札什伦布驻满兵一百五十人；在胁噶尔、拉子等边境地区驻藏兵二百人，加强操练，建仓屯粮，以为防御；驻藏大臣每年亲历后藏巡查；为了纠正藏官们的腐败勒索，今后噶布伦、戴绷以及重要第巴的任命，须由驻藏大臣，督同拣选，商之达赖喇嘛。还有为了安抚巴勒布，酌减边境贸易之税项，保证销售食盐之质量等等。

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硝烟息灭了，但是起衅的缘由被歪曲，双方对战争结局的理解迥然不同。清廷认为：巴勒布畏威乞降，而巴勒布人认为清廷纳银赎地。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一场边境战争就这样糊涂了结，矛盾被掩盖起来，犹如定时炸弹上的雷管并未拆除，到时候仍然会再度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