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对西藏的了解所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西藏曾经有过两次改革的尝试。一是在20世纪初,西南边疆的屡次危机使清朝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采取措施,西藏随时有被英帝国主义吞并的可能性。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张荫棠“查办藏事”。他到西藏后,对清政府驻藏官员的一些积弊进行了清理,提出具有现代色彩的一整套新的治藏政策,这些政策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批准。这套新的治藏政策首先从改革西藏地方政治体制入手,成立一系列执行新政策的机构,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领导,进而发展西藏的农工商业,开发矿产,发展交通,实行现代教育,创办报纸,设立银行,等等。其目的在于加强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改变西藏积贫积弱的状况,使西藏富强,进而达到巩固祖国西南边疆的目的。驻藏大臣联豫继张荫棠之后继续推行“新政”,但是,二人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牢牢掌握西藏地方政府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经过多年流亡之后,亲眼目睹了外部世界,开拓了眼界,认识到西藏社会的封闭落后。为增强西藏地方军事实力,他也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希望通过在西藏设立一系列现代化的机构和进行某些制度更新来改变西藏封闭落后的面貌。结果,这次“新政”也遭受了和前一次的相同命运。尽管这两次“新政”有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起因,它们的失败原因也不尽相同。但二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完全相同的,即“新政”触动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损害了上层僧俗农奴主的切身利益。英帝国主义势力为了使西藏成为一块大国政治的“缓冲区”,进而使西藏成为自己的附庸,希望西藏永远保持积贫积弱的状态,便借“新政”带来的统治者内部矛盾大做文章,极力挑拨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在西藏地方上层中积极培养亲帝分子,从而从另一角度严重阻挠了西藏的现代化过程。实践证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清除了西藏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这也是在西藏埋葬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必要前提。此后8年,通过艰苦工作,为彻底扫除封建农奴制度打下了必要的基础。西藏反动上层的叛乱从反面促成了民主改革的进行。1959年开始的民主改革,是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埋葬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一次伟大社会变革。民主改革使西藏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历史卜第一次与祖国内地一致,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领导,为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建设准备了条件,也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为西藏社会和全国一起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证。民主改革加强了西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各族人民平等交往、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建立起一种现代国家所必需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基础。民主改革还确立了西藏世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西藏社会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农奴制度时期宗教神权意识支配社会意识形态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政教分离使西藏从一个宗教神权占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社会一跃成为现代科学世界观占指导地位的现代世俗社会。社会意识形态不仅不再阻拦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和发展,相反地,还大力促使西藏社会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摆脱封闭、保守、落后,推动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展,西藏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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