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白·次旦平措：西藏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他是西藏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用正确的历史观审视西藏的历史，并以自己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断言，西藏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就是《西藏通史》的作者，我国知名的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

在西藏历史的浩荡长河中，恰白先生守护着藏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凭借考证和编著的诸多重量级文字，老人成为西藏历史学研究公认的顶级专家，享有着相当高的社会美誉度。在雪域西藏的历史研究中，他已经成为了令人敬仰的一座高峰。

广泛学习和阅读

恰白·次旦平措，1922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有名的三大家族之一——拉门巴家族。恰白的拉敏家族是当地的世袭贵族，有记载可考的历史上溯到五世班禅时期。

“我的家族是拉孜·敏吉，拉孜·敏吉是班禅大师的亲随。我们家有6个兄弟，我排行老三，大哥叫拉孜·益西楚臣，是九世班禅的亲随，在内地待过很长时间，后来迎接十世班禅回到西藏。拉孜·益西楚臣是位藏学大师和专家，可以说他在藏学方面无所不通，他在我们家里排行老大，其他几个兄弟的学识也都不错。我排行老三，我们家庭的基本历史和情况就是这样。”恰白先生这样描述他的家族。

“在西藏旧社会，他（恰白·次旦平措）就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学习一些藏文藏语方面的知识，后来又到原来地方政府的扎康学习筹算之类的知识。恰白先生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原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何宗英说。

在家和私塾里习读藏文正字、语法、诗词、算术等，年幼的恰白，已经显示出他的刻苦和聪颖。当时在原西藏地方政府里担任四品官的娘舅恰白·晋美贡嘎，因无子继承家业，便按照习俗过继了拉门家的三儿子次旦平措为子，改户名为恰白。从此，恰白·次旦平措就成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名公务人员。接着被委任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四大嘎伦之一的索康·旺青格勒的侍从官。三年期满后，被地方政府外派到江孜担任宗本，不久又被任命为吉隆宗本。在吉隆期间，他又拜名僧丹玛格西罗布扎西为师，进一步学习了诸多藏文和西藏历史方面的知识。

恰白和兄弟几人在这个声名显赫而又认真求学的家族环境中成长，自然也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才学和身家。其长兄和幼弟在广大后藏地区权势也很高。在政坛和学术领域，他的家族里的确不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恰白先生说：“最初除了学习藏文以外，我没有接触过其他文化，学藏文这件事，虽然看上去只有三十个字母和四个音节，但用拼音的方式可以表达所有的意思，能做到这样正是它的拼音功能特别强大而且深刻，所以学藏语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比如学好《文法三十颂》和《动词法》等很重要。以前不像现在不会写的字词便查字典什么的，以前就用《正字学》、《语灯论》、《正字明镜》等特别多的正字学。要知道真正学好藏语不花上几十年是不行的，否则你就不能确切的领会藏文表达的内涵。用仅有的这些字、音就把宗教、宇宙、政治、军事等所有的事物表达出来，可想而知，拼音功能如此之大。对我来说花好多时间学习了藏文。在学藏文时，我最大的爱好是藏族的历史，这点爱好我从小就有。正因如此，与藏族历史有关的书籍我不放过任何一本，如《王统记》、《贤者喜宴》等看过的书有上百部。”

西藏的文字是用这样的方式收藏和记录的，面对蝇头小字阅读起来需要格外的凝神静气。恰白沉浸在历史的海洋中，波澜群书。

“看了这些书籍后，我的感受是西藏历史的发展过程排得很草、很不清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些书中记录的历史和宗教神话联系特别密切，谁是谁的转世或化身，还有人物总以从天而降的方式现身，与事实不符合的事情讲的特别多，正因如此，我对当时的历史弄得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些书里面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进而满意的答案。直到看到藏族的近代史学家根敦群培写的藏族的历史——《白史》，这是一部论述吐蕃王朝芒松芒赞以前的西藏历史的书，写的很真实。”恰白先生说。

《白史》是现代关于藏族历史的重要典籍，其著作者是现代藏族史上著名的学者、诗人、翻译家、历史学家根敦群培。《白史》结合古代文献，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公证的考释，但后面的章节和考证，根敦群培是没有写成的。当时他被旧西藏的地方政府关进监狱，健康受到摧残，因此没有写成后面的历史。恰白特别关注他的著作，看到根敦群培的著作后他感到无比欣慰，心里马上就想到历史就应该这么写，要把真实的、让人相信的写出来，而不是写什么神或者佛的化身等。也许是童年时的广泛学习和青年时代阅读的深刻体会，始终在影响恰白·次旦平措的一生。

 

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文化功底深厚的恰白担任了日喀则爱国青年联谊会主任。1953年5月23日，第一所日喀则小学，亦称格萨尔庙小学成立，他担任了教员、教务主任以及副校长。在30多年后的回述中，出身贵族的恰白用流畅的笔触写下了那段难忘的经历。从那个时期开始，他逐渐认识到了旧西藏统治阶级的别有用心，对于自己出生的这个阶级，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

“西藏解放了以后，他和我们党政军的一些干部接触，进行新旧社会制度的对比。他也研读过一些例如毛主席哲学著作，内地翻译成藏文的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文章，他就不断地琢磨，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有什么不同，这样就不断地丰富他的思想和认识，包括他从根敦群培先生那里接过来的朴素唯物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党委书记孙勇如是说。

原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何宗英介绍说：“1953年他就参加工作了，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跟当时日喀则地区的地委领导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谈话、请示工作、汇报工作，逐渐的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来又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感觉到有些过去传统的东西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就受到启发，逐渐的用我们真正的历史，和过去那些掺杂着不正确东西的历史进行比较，这样就逐渐的形成了老先生这种唯物史观。”。

1959年的民主改革成为西藏近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民主改革后，恰白先生在1960年成为日喀则政协委员，1965年当选为拉萨市政协委员、常委和副秘书长。 

诗人恰白·次旦平措

恰白·次旦平措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藏族历史学家、文学家，著述颇丰。在诗歌领域他创造了自己的诗歌美学，他把感觉与情思隐匿在有着独特、新颖、具感性的意向背后，让它们在有机的组合中，含蓄地反映雪域高原的生活，以表现昂扬向上的民族风貌和时代特色。

恰白先生创作的诗歌《冬之高原》：

情寒冬季节的西藏高原

像匹美丽的白绸光彩耀眼

雪花镶嵌的巍巍雪峰

像城墙把西藏围在中间

将尘沙飞扬的世界屋脊

冲洗得干干净净无比鲜美

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

宛似象牙雕刻的金盆玉碗

藏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的民族，从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到不计其数的编年史、宗教源流、传记以及大量的文献档案、文物古迹等，都有力的说明了藏族敬重历史的事实。而且，自古以来，藏族也非常重视学习和研究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如汉地佛教史、印度佛教史、蒙古宗教源流，甚至世界广论等。

 

撰写《西藏通史》

写书，尤其要给后人留下一些经得起时间和真理考验的文献，可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的，为了撰写《西藏通史》留诸后世，恰白先生进行了大量的阅读。而要写出一部从古至今的西藏通史，头一件大事就是准备资料。西藏古代的图书资料、文书档案非常丰富，但过去都存放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自治区档案馆里，要借出来使用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当时教派不同、政见各异，加之旧西藏的统治者将某些书长期封存密室，秘不示人，导致有些书，仅仅是学者们听过名字而已，其搜集的难度之大超乎想象。

原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何宗英回忆道：“他们有一次寻找资料的时候，在哲蚌寺一个用铁链子封着的门里边，找到一本书叫《德乌教法史》。那本书是被原地方政府封起来的，一般人不让看的，谁也看不到的。但是后来这本书就拿出来，通过出版印刷，大家一看对研究西藏历史特别有好处。发现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另外老先生在编辑整理古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出版了有几十种藏文古籍，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恰白先生的挚友有文字回忆到，那几年我每次到西藏出差都要去看望先生，好几回我走上他家台阶，隔着玻璃窗总看见老人弯腰盘腿端坐在藏垫上，双腿间架一块小木板，按藏族传统的书写方式全神贯注地奋笔疾书。偶尔抬起头来锤锤腰背，很快又埋头去不停地写，仿佛千百年的雪域历史长流源源不断地涌向他的笔端……

藏族智慧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史书，大都是王朝史、教派史、家族史，还有地区、寺庙、部落的方志。这些书确实保存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还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但是这些史书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有的本身就是宗教源流，人和神不分，宗教和历史往往纠缠在一起，弄不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幻觉。

恰白·次旦平措说：“为了把有错误的、漏掉的历史纠正、修补，尽我最大的能力写了不少文章，例如聂墀赞普，第一代藏王是哪里人？好多史书上写从印度而来，是释迦的后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点从哲蚌寺的古书籍、大学者德吾新著的《藏史经典》里得到证实。这本书里叙述了聂墀赞普是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人的事。书中写到了他从波密迁往山南的过程，写到了曾经到过什么地方，而这些地方到现在还可以确认。所以所谓的从印度而来或从天而降等这些说法完全是一种神话故事。聂墀赞普是地地道道的真正的西藏本土人，是西藏波密县人。同样的事例特别多，就不一一谈了。总之，我尽自己的力量把西藏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修补过来。”

恰白先生带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严谨而认真的对比分析，去伪存真，730个日日夜夜写成了上中下三卷，藏文长达150万字。恰白先生执笔写了一半，诺章·乌坚写了另一半。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到西藏和平解放，是由后来担任西藏社科院院长的平措次仁撰写，全书由恰白先生通稿、审定。这是我国藏族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西藏通史，为世人学习和研究西藏历史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材料。这本书旁征博引、资料翔实，仅参考和摘录的藏文古籍就达到110多种，这是其他一些西藏史书难以企及的。对西藏历史上的一些存疑问题，例如藏族人的起源、聂墀赞普的来历、直贡赞普的传承、藏王的辈数等等，都引用非常翔实的材料进行有根有据的分析，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西藏通史成书以后，在全国史学界、藏学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93年该书荣获我国出版的界最高奖——国家图书奖。如今，恰白先生已经是87岁高龄，在拉萨的一座普通住宅里老人依旧过着平静的生活。

“我最大的特点是在党的教育下学到了事实是什么，受到了唯物主义历史方面的教育。我现在的这些成就也是从这些方面所得到的启发，学习旧的东西，把事实从中提取、分析事物、研究事物，这就是受到唯物主义教育的结果。与我年龄相仿的好多人都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教育，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特点。”恰白·次旦平措如此说道。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党委书记孙勇说：“我的看法就是，如果说根敦群培先生在较短或者短瞬的时间内照亮了西藏的史学界和思想界，那么我们的恰白先生，在他的基础上由于接受了毛泽东思想，接受了现代的史学的研究方法，他现在所达到的高度和起到的作用是我们西藏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的一批中青年的藏族学者正在沿着他指出的路或者他趟出的路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