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的藏学家任新建

 

我热爱藏族文化，不仅因为它的神秘、它的绚丽，更为了那份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乡情!

我想我拥有的激情与灵感与其他康巴人并无多大差别，如果硬需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并不是我的身上流动着藏汉两个民族的血统，而只是我从“团结族”这个称呼中悟到了我该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在我看来，不了解康巴实际上就没有真正了解藏族，就不能正确认识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就不能真正领悟藏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因此，真正地认识康巴，始终都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

——任新建自述

1929年，一段浪漫的事。

谈及自己与藏学的结缘，任新建笑了。他的父亲—任乃强先生是我国近代藏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著作等身，一代大家。他的母亲—罗哲情措是甘孜新龙上瞻土司的外甥女。他自己是个“团结族”(汉藏通婚)，他还有个藏名:泽旺夺吉，汉语的意思是福寿金刚。

1928年，协助恩师张澜创办南充中学，并出任教务主任的任乃强出版了《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一书。这是当时第一本全面讲述四川历史地理的著作，被多所高校用为教材。成书后，他发现一个问题:占四川面积一大半的川边地区文献资料非常稀少，前人著作

即便有所涉猎，也是浮光掠影，语焉不详。于是，他萌发了考察、研究川边地区的愿望。时逢川康边防指挥部边务处长胡子昂正四处邀请学者入西康考察。任乃强欣然应邀，只身前往。这一去，就与藏区、藏族、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29年夏到1930年春，任乃强先后徒步考察了康定、丹巴、甘孜等十一个县。所至之处，均周历城乡，采集民间传说，记载内容遍及政治、军事、山川、风物、民俗、歌谣等。在他眼中，特殊的地理、独特的文化、纯朴的民风，当然，还有美丽的藏族儿女，这里的一切都似乎有着神奇的魅力，让他流连忘返。在路过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时，经朋友介绍，任乃强认识了甲日土司的外甥女儿罗哲情措。藏族少女的美丽聪慧、热情大方，深深地吸引了早已陶醉在藏族神奇魅力中的汉族小伙。汉族小伙对藏族、藏区的那份热爱，对藏学的不悔探索，又深深地打动了藏族少女的心。一见钟情，这个从古至今，曾上演了千百次的故事又发生了。爱情的魔力，使得土司女儿不顾文化习俗的差异，抛弃优裕的生活地位嫁给了一位穷书生，而且更使她勇敢地踏上陌生之地—成都。

妻子成了丈夫的好助手。在妻子的协助下，任乃强将考察所见整理成文，命名为《西康诡异录》陆续在《四川日报》副刊登载。不久，他们的爱情结晶—泽旺夺吉，也随之诞生。

二

1984年，走进社科院，走上藏学求索路。

由于幼时父母的影响，任新建对藏族的历史、文化、风俗等有着极大的兴趣。早在西藏军区工作期间，二十来岁的他，就已发表若干探讨藏学的文章。1961年，从西藏军区转业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后，一干二十多年，对藏区的感情更是与日俱增。1984年，落实政策的任乃强应邀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做特约研究员。其时，老先生已年过八旬。于是，在当省委书记杨超的批示下，任新建被调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康藏研究，并担任父亲的学术助手。

四川省社科院，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中心，汇聚了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在这个充满学术气氛的环境里，如鱼得水的任新建开始了对藏学的上下求索。

任新建经常人藏，甘孜的21个县他跑了个遍。很多干部、牧民都尊重而亲切地称他“新建老师”。还有一些人则直呼他的藏名—泽旺夺吉。甘孜藏族自治州社科联副秘书长戴刚是任新建的一个老熟人。他说，我们甘孜州，新建老师每年都要来四五趟，一来就一头

就扎到乡下去。牧民的帐篷、喇嘛的寺庙他都住过，往往一住就是一两个月。

在农牧民家中，任新建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略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文化交流与整合》、《略论四川藏区传统文化的特点》、《“藏彝民族走廊”的石文化》、《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藏族饮茶历史小考》、《藏族茶文化论析》、《从饮食看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漫话藏族酒俗》、《青棵酒与藏族酒文化、冲突—调适》、《四川藏区现代化变迁与传统文化》、《儒学与藏族文化》等等。这些成果可以说是藏学研究中的权威资料，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

有一年，任新建还直接住在寺庙里和喇嘛们一起生活。在此期间，他不仅直观地了解了藏传佛教的教规、喇嘛的生活方式等，而且，还有幸接触到了一些难得一见的藏传佛教的文献资料。这为他以后研究藏传佛教僧人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他参与主研的“藏传佛教僧人学经与学位晋升专题研究”，获中国藏学中心(省部级)优秀成果特等奖。2002年撰写的《四川藏区藏传佛教僧人学经与活佛培养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一文获四月}省委统战部“全省统战理论研究及调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甘孜州旅游，民族风情，心旷神怡。在甘孜州调研、考察，忍饥挨饿，充满惊险，却是另一番风景。在制定新龙县旅游发展规划时，任新建带队到该县海拔5000多米的雄龙西，当地传说的一座神山，考察旅游资源。进山后，突遇山洪暴发，泥石流阻断了去路。无奈之下，他们原路退回。谁知回走了一阵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后退的路也被泥石流冲毁了。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他们在山上整整呆了一天。四周荒无人烟，没有吃，没有喝，并且随时有遭山洪袭击的危险。

提起这事，任新建呵呵一笑，“在藏区调研，这样的事太多了。我起码遇到过二十多次。”接着又说:“那是我第一次去雄龙西，就这样无功而返了。第二次也一样，遇到了山洪，又退回来了。直到第三次才成行。”

第三次，任新建一行来到雄龙西的山脚下，向老乡租了几匹马，骑马上山。由于山势陡峭，走到海拔4000米左右时，马无论如何都不愿走了，负责赶马的老乡也不愿走了。他们只好步行上山。很多地方，只有手脚并用才能爬得上去。在经过一处风化的岩石坡时，脚底打滑，任新建一跤摔在山坡上，幸好被脚下的石头绊住了身体，才没有滚下山去。人没有滚下去，但脚却扭伤了。任新建没有后退，坚持着和同事们一起继续向山上爬去。途中的艰辛，他没有多说，而是一再强调，来到山顶，他们看到了盘羊—和大熊猫一样宝贵的珍稀动物，大家一下子都兴奋起来，所有的辛苦劳累一下子都跑得干干净净。

与藏学的结缘，是浪漫的，对藏学的研究，却充满艰辛，甚至是带着危险的。但是，在这条艰辛，甚至带着危险的求索路上，任新建乐在其中。

正是在这条路上，他读懂了藏族—藏族是中华民族中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成员，是一个开放、多元、兼容的民族。他历史上先后融合汉、羌、氏、鲜卑、蒙、纳西等多个民族的文化和血缘。他兼收并蓄，对外来文化逐步吸收、自然整合，最后使“移人”部分有机融合于藏民族固有文化之中，成为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开明的态度，使得藏族文化光辉夺目，颇具魅力。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影响的加深，藏族文化发展步伐趋于缓慢。但是，藏族在缔造中华文明中的伟大贡献不容置疑。藏族与汉族更是同源同根，无论是宗教、礼仪、饮食，还是医药、历算、艺术，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唇齿相依，不可分离。

正是在这条路上，他用新的视角诊释着康藏—藏族传统上将我国藏族聚居区分为康巴(四月的阿坝、甘孜，西藏的昌都、云南的迪庆，青海的玉树一带地区)、卫藏(昌都以外的现西藏自治区范围)、安多(青海、甘肃的藏族聚居地区)，不仅是因为历史上这些地区从来就互不相属，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更主要是因为它们除了在宗教上较为一致外，在历史、文化、习俗、经济、政治上都有很大差异。康巴藏区，是历史上“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是沟通西藏与内地的桥梁，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许多民族和不同

文化在这个地区交汇，文化和血缘上的多元性和交融性十分突出，因而康巴藏区不仅比其他藏区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而且是体现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多元一体”，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第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典型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不了解康藏，就不能真正理解藏族，就不能真正体会藏族文化的多样丰富。多年研究，他给康巴文化作了一个定义:“康巴文化是以藏文化为主体，兼容吸收其他文化的、具有多元复合特色的民族地域文化”。

正是在这条路上，他执着地拓展藏学—藏学已成为国际的显学之一。康藏研究作为过去较为薄弱的领域正引起世界的关注。他积极倡导建立康巴学，将它作为藏学的一个分支，以康巴藏族和康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使其成为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他与其他许多学者正努力为建立康巴学的体系，丰富康巴学的内涵，研究康巴学特殊性而倾注全部精力。

 

三

1994年，发起成立康藏研究中心，为藏民找“钱口袋”。

有记者称任新建为藏民找“钱口袋”的藏学家，在一些蔑视阿堵物的学者来说，或许会生气，但任新建对此却颇以为喜，认为这是对自己最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只会寻章摘句的学者，老雕虫尔。经世致用，用自己所学，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服务于藏胞，方是学者本色。更重要的是，社科院是省政府的智囊库、专家团，为四川发展献策献力，推动四川发展是每个社科院人的职责。他作为社科院的一员，责无旁贷。

在藏区，有着丰富的林木及动植物资源，地下也有富集的矿藏资源，但藏区又是生态十分脆弱的地区。以前的大肆砍伐、开采，已经给一些地区带来无可挽回的生态灾害。显然，那种依靠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粗放方式不适合藏区，藏区的发展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任新建说，事实证明，那种大量开发自然资源的办法，并没有直接为广大藏民脱贫致富带来实际效果。他认为，与其他地方相比，藏区最明显的比较优势是它的文化独特性。“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深藏在民间的丰富多彩的藏族文化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宝贵的资源。”发掘民族文化、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才是藏区最优的发展道路。

1994年，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他积极担负起康藏研究中心的筹建工作，与省内外有关机构沟通，建立起相互协作的良好关系，使康藏研究中心成为组织协调院内外进行康藏发展与稳定研究的一个平台，直接为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藏区人民生活的提高服务。

为了宣传康区的新面貌，吸引对甘孜州的关注，他为中央七台策划并撰稿摄制了专题纪录片《今日甘孜》;为了深人发掘藏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在他的带领与牵头下，康藏研究中心与甘孜州、阿坝州联合对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与巴蜀书社联合组织出版了《康巴文化丛书》;2004年9月，他牵头促成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甘孜州、四川省

康藏研究中心三家合作组织的首届“康巴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康巴文化名人论坛”，在这次会上形成了建立“康巴学”的倡议。

为了指导藏区的旅游文化发展，他带头编制旅游发展规划，确保规划的科学性、战略性、民族性、区域性和可操作性。2001年，为编制《甘孜州康巴文化旅游总体发展规划》，他带领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专家组分三路对甘孜州的康东、康北、康南三大旅游片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各地有关部门、学者进行广泛的座谈、讨论。规划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种以独特的康巴文化与旅游相结合而编制的规划，具有创新意义，在四川省开创了先河。”“《规划》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康巴文化的基本内涵、资源特色，以及康巴文化在发展甘孜州旅游产业中地位等，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和评价。突出了甘孜州是格萨尔的故里的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康巴文化的精髓是格萨尔人文精神。这无疑将对甘孜州发展康巴文化旅游产生深远的影响。”“规划顺应了甘孜州委、州政府提出的把甘孜州建成生态经济大州的目标与思路，是把文化产业与当地自然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典范。”

为了打造藏区的旅游文化景观，他亲自指导各地建立自己的旅游品牌。雅江，幅员辽阔，旅游资源丰富。县政府虽然早有发展旅游业的愿望，却不知道从何着手。任新建以其对藏区各地旅游资源的的了解，建议雅江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提炼自己独特的旅游主题。在他的指导下，雅江县集中力量打造“走婚大峡谷”、“木雅风情”和“康巴汉子”三个品牌，并将这三品牌注册了商标，这大大提升了该县的旅游形象。雅江县副县长龙明阿真真诚地说，他们县近几年旅游业发展很快，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新建老师。接着，他很有感触地讲了一个小故事。雅江处在大香格里拉旅游线上。在宣传上，一度出现了只说雅江，不说亚丁，不说道孚，甚至贬低“邻居”的情况。这事被任新建知道后，他告诉大家，旅游—尤其是大香格里拉的旅游是一个整体，只有整体的品牌打响了，才能带动局部的发展。亚丁、道孚的旅游发展，也必将自然地带动雅江的旅游发展。这席话使大家茅塞顿开，心平气和地改变了以前的宣传策略。现在，正如任新建所预见的，雅江的旅游发和亚丁、道孚一样红火。

让任新建欣慰的是，红火的不只是雅江的旅游，康藏研究中心、康巴学……都已名声在外，有着不错的反响。2005年5月，他参加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团的“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对加拿大、美国进行了学术交流访问，并向这些国家的学者专家和国外藏胞广泛介绍了我国藏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新发展和藏学研究的新成果。他的“康巴文化研究”专题发言，引起了国外藏学界浓厚兴趣。

今年年底，他的《雪域黄金》一书，经法国藏学家、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前喜马拉雅研究所所长布尔努瓦夫人翻译完成，即将在法国出版。在目前外国学者著作翻译成中文较多，中国学者著作译为外文较少的藏学领域，这确实是颇为难得的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四川社科院康藏研究的一支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