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羞蟹

 

题记：道德用来谴责，她是非正义的。

一

遮羞蟹是崇明人给它取的小名。

遮羞蟹和河蟹青蟹蟛蜞燒蜞一样也长着一双钳子状的手。它的左手同身子两旁的八只脚一般大小，细细短短的。可右手就让人惊讶不已了：比它的身体个头还要来得大，大得使左手变成了右手不屑一顾的小助理。马丁担心它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要经常翻跟头。

但马丁的担心是多余的。他蹲在滩涂上，离了有十来米远，观察着它们。

遮羞蟹有着绚丽的色彩，瓷青色光溜溜的脚，火烧红的外壳。它的左手也是瓷青色，右手又来得特别了：手臂是瓷白色，顺到拳头的是珊瑚红，最上面的两只手指变回了瓷白。整只的遮羞蟹有着骨瓷般的玲珑剔透。即使有滩涂上褐色的烂泥遮裹，仍然似一件刚出土的宋代官窑精品般闪着幽光。

遮羞蟹呆在离洞口不出一巴掌的地方觅食。红头火柴棒似的眼睛从细长的眼缝里高高竖起，潜水艇的探望镜似的警觉着周围的动静，左手飞快地往嘴里送泥沙。这是一只勤劳的左手。右手则一直捂住自己的脸，好像是偷吃了邻居的零食，害羞得脸面甚至连手面也红了。瞧它的小样儿！

马丁立起身来。为这个通灵的小名，他要欢呼。

马丁的脚下是崇明的滩涂，眼前是东海在几百米的远处舒展，身后是茫茫的芦苇滩，尽头是一条黑色的海堤线，海堤上是骑士一般驻马眺望的一簇簇江芦。

马丁以为，只有公的才能配得上遮羞蟹这个漂亮的名字。但他不明白，为什么雄的比雌性的更容易害羞，长得孔武有力的右手也只是用来遮脸，而不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未免太浪费了，浪费得简直奢侈。

但马丁怜爱这个小小的节肢动物，不为其他，只是为了自己也容易脸红！

一九八一年八月底的一个中午，在上海的吴淞码头，马丁就着实脸红了一次。

当时，上千名旅客逃难似的，从甫一打开的船舱门蜂拥而出。人们大包小袋，手提肩扛，跌跌撞撞的冲过趸船，栈桥，爬上码头,一路小跑。他们这么着急，是要赶乘唯一从码头开往市区的51路公交车。连接码头和车站的是一条叫吴淞街的小马路，约一里路的距离。那时，上海的服务行业与市民的实际需求似乎刻意保持着一段距离，它情人似的站在远处，非得让你多走一点路。

还好，我没有必要这么急着赶路。我得到行李托运处提包裹。

这是一个新生到上海市区学校注册报到的日子。

天清云谈，凉风从辽阔的长江口习习吹来，我志踌意躇，笃一悠二地踱到行李托运处。托运窗口有十来岁小孩高，还很小，类似监狱大门的探视洞。

托运单从窗口被弹了回来。我再塞进去，还是被扔了出来。我弯下腰，歪着头，贴着窗口问：

“师傅，托运单。提包裹。”

“崇明小蟹，侬看看清楚，这不是托运单，是寄存单。”

我不太明白营业员的意思。看清了手里的票据，才恍然大悟。

“崇明小蟹”的我瞬间被打回乡下孩子难得出门的原形。我脸色绯红，面庞发热。因为窘迫而没有同蔑称我的营业员争辩一下或者至少骂她一句，就狼狈不堪的逃离托运处，直奔售票处。

我的两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一个结结实实地裹着盖被垫被床单和枕头，另一个高高低低地装了席子脸盆洗脚盆热水瓶牙刷牙膏和两只搪瓷碗。现在，它们还安静地躺在崇明南门港码头的寄存处，等着主人去领回。托运单变成了寄存单的另一个后果是，我得马上买一张船票，耗时两个半小时回到南门港，马不停蹄地取包裹买船票，赶傍晚五点半的末班船。估计，在半夜前能赶到学校已属万幸。这还是能顺利买到回程船票的理想结果。

行李的托运不是我自己办理的，是我的未婚妻小夏。离别的悲伤使小夏泪眼蒙蒙，神思恍惚，她把行李托运办成了寄存，也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清早，我和小夏在农场的果园车站会合。公交车上，小夏就已经泪眼汪汪。因为昨晚的“失礼”，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车厢里挤满了乘客，众目睽睽。从小夏的裤袋里我找出手绢。塞给小夏的时候，示意地呶了一下嘴。

“我不会再上你当的。”小夏把手绢挡了回去。昨天晚上，我巧妙地回避了小夏同房的要求。可能小夏昨晚回家后领会了我的意思，发觉了我的小计谋。现在，为了表示对我不再言从计听的决心，就连眼泪也不愿意擦掉，即使让全车厢的人看到也无所谓。

刚过去的几天，本是值得庆祝的日子。可我并不开心。起头，我收到了上海师院的录取通知书。狂喜了没有几天，匆匆忙忙地又和小夏订了婚。

在崇明，订婚被叫作定亲。两者的意思差不多。其实就是在正式登记结婚以前，男女双方家属对恋爱关系的承认。订了亲，即使双方粘糊到同居，也天经地义的了。

那一年，我十八岁，小夏十九岁。

实际上，我和小夏一开始就对订婚一事都抱有抵触的情绪。两人也约好了不入这个令人讨厌的俗套。在我的印象中，六零七零年代是没有订婚这一说的。这应该是五零年代以前才有的风俗。在移风易俗下消失了近三十年后，面对春笋一样随处爆芽的自由恋爱，它从腐土里重新钻了出来。农场是年轻人居多的地方。我和小夏是老职工的子女，享受不了上海知青在异乡陌土的恣意恋爱。我们有父母看着。他们希望子女按既定的轨道，朝结婚的预期有序发展。

只是我没有想到，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小夏的态度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前天晚上，妈妈把订婚的首饰给了我。首饰包在一只旧袜套里。看起来这是一只小脚女人穿的袜套，絮了棉花，又厚又旧。我估计是外婆留下来的。妈妈指着摊在手心里戒指和耳环，说：“家里就只剩下这几件值钱的金器了。批斗你外公的时候，都给政府抄走了。晚给不如早给”，妈妈顿了一下，下了决心，“拿去吧！”

 

二

肯定是小夏开不了这个口，订婚的要求由一台收录机代言。

我有一台收录机，双喇叭，日本三洋牌。这台价值三百多元的奢侈品，并不是一个高中刚毕业半年，每月二十七元工资的马丁所能买得起的。它是我的一个朋友，海春送的。海春是上海知青，七零届，比我大整整十年。他是七连的事务长。本来彼此并不认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场的千头奶牛场做财务。一次财务大会上，我正规规矩矩地坐着，认真地记笔记。斜对面的前排座位上，有一个人扭头回看了我好几次，并对我发出善意的微笑。我仔细回忆，我和我的爸爸妈妈都不认识这个家伙。散会的时候，他从人群中挤了过来：

“刚毕业的吧！叫什么名？”

“马丁。”

勿晓得啥道理，海春从一开始就把我当作他的小阿弟。关心的程度近乎关爱。尽管我家所处的五连距离七连有六七里远，海春还是经常骑了自行车，帮我送来红烧小肉，红烧肉圆，或者是油豆腐塞肉。这些菜应该是当时的连队食堂所能烹饪出的最好的美味了。长方形的铝制饭盒每次都装得啪啪满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可又不好推却。海春的口吻，带着大哥般的不容商量。

“多吃点，还在发育呢！”

我的发育过程确实有点迟缓，但这并不妨碍身体在稍晚的某个时候疯长。记得，在果园学校的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二毕业为止，教室的前两排位子始终是我老老实实呆着的地方，因此，经常有人欺负我。凌我柔弱的同学中，小学期间是男同学居多，初中则要把账算到女同学头上。男同学之间的竞争，通常比体力和勇气，比如摔跤和“斗鸡”。前者大家都熟，后者则需要一定的解释：两个男同学，做了“金鸡独立”的架势，另一条腿曲成三角形，以膝盖为顶角，跳跃，冲刺，格斗。耳后生风，脚下起尘。“斗鸡”凭的，一个是脚力，更重要的是身高腿长。大家可以想象，身材矮小的马丁，其结果是怎样的一个惨状。可我偏偏又是天生不服输的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女同学不玩“斗鸡”，似乎有先见之明，不然有可能难于向未来的丈夫解释是何时失的身。女同学不但发育早，开智也早，“小娘精”天生嘴皮子麻利，可以在一分钟内把你骂成枯草败叶苍蝇蚊子。何况当时的我说话结巴得厉害。结巴叫“愣嘴”，崇明话挺形象。

“嘚，嘚，嘚。”女同学描述的是我说话的结巴，先给我来个下马威。“荣啊荣，两只奶奶翘耸耸。”然后就拿我的妈妈说事。妈妈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荣。妈妈身材高挑体形丰满皮肤白皙。我根据老年母亲现在的形象，推算出妈妈当年应该是这个样子。若当年我就有这点悟性的话，早就做情圣大王了。但这句话是对我妈妈的恶毒攻击，当年的我还是明白这一点的。可我没有还手的本钱。打又打不过，骂又骂不赢。我只能涨红着脸，徒然地用仇恨的目光白一下。还好，无论是体格还是智商，女人也仅仅在那个时期占了一点优势。要不是这样，制造悲欢离合主角的恶名得由她们担当了。

庆幸的是，到了高中阶段，女同学已经是不见身高只见长肉，很多男同学也放缓了向上的步伐，而我的身高却蹭蹭地往上窜，到高二毕业时，我已经是一米八零身高的小伙子了。海春说，我还正发育着。这话没有错，我二十岁的时候，身高已经是一米八五了。

海春送给我收录机，还搭了两盒磁带。一盒是当年最流行的电影插曲。另一盒是邓丽君的歌曲。你可以想象，在驮着女朋友，自行车骑得飞快时，唱《追捕》的“啦啦啦”该有多拉风。而“好汉佐罗”可以让男儿更自强，女儿当示弱。委婉幽怨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更是排遣相思之情的忘忧草。邓丽君的歌，当时还被禁着。但这不妨碍她成为我的爱情教母。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马丁，你说说，歌词想表达什么意思？”

“打‘kiss的神圣？”

“嫩头，这个就叫嫩头啊。一个‘kiss’值得这样啊？‘kiss’了以后，做后面的功课。那功课才真正打动得了女人的心。”

海春黑黑的皮肤，广东人的样子，个子瘦小精干，隐着的内双眼皮，命中下的嘴唇厚得有点突然，上嘴唇微微外翻，目光活泛有神。

不久，我就领教了海春所说的“功课”。一天中午，我闲着没事，做了一回不速之客。笃笃笃，我敲海春的寝室。门关着。阳光毒辣辣的，是午睡的好时间。知了叫得了寂静。房间里没有回应，我索性把门拍得啪啪响。“啥人？”，“马丁！”

房间里的动静变大了，有椅子翻倒的声音。海春开了一条门缝，看着没有其他人，舒了一口气，白了我一眼。海春的寝室有十六七个平方，因为事务长要保管现金和饭菜票的关系，只他一个人住。蚊帐里还有一个人，应该是女人。透过帐纱，隐约看见女人低着头，两只手在胸前背部忙乱着，又发觉露在帐门外的光脚，倏地缩了回去。

发现自己来的不是时候，我转身要走。海春一把拉住我，“没你的事，坐吧。”

“不方便吧？”

“什么呀，睡个午觉呗！”

我的哥哥吆，午觉还有女朋友陪。潇洒！

海春没来得及穿整好衣服。短裤只被匆忙地拉到胯骨，裤腰松紧带的边还没有翻匀。短裤的正前方，“小阳伞”还没有收拢，伞顶的地方湿漉漉的。

“衣裳穿好了伐？我小弟来了，你赶紧走吧！”

我佩服海春。我的这个阿哥，不仅重友轻色，而且对女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原来，女人也可以这样对待的啊。

“是你女朋友？”我用大拇指指了指身后刚出门的女人。女人的长相一般，矮短短的。

“哪里啊，临时的。”

看到我服帖的眼神，海春反而叹了一口气：

“我嘛，废了，被废了！”

他摸着突出的肋骨。“还没有发育好，就来到了这个鬼地方。呆了整整十年了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

父母的知青同事经常在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带我去上海玩。上海确实是好。但我生活的地方被称作“鬼地方”，让我有点难为情。

“马丁，我认你是我的小阿弟。我关照你啊，不能学我的样子。我关照你，一定不能在农场谈朋友。到上海去，找一个又漂亮又有文化的女朋友。”海春用手拨了拨短裤里的突出物，让它回归到正常的位置。

“不太可能吧。可以做到吗，我？”

“怎么不可能？你是我在农场见到的‘卖相’最好的小阿弟。你应该到上海去读大学，留在上海的写字楼里做买办。”看我挠头摸耳朵的懵懂样子，海春加重了语气：“我关照你，千万不要学我的样。女朋友是不能这样对待的。”海春捏着我的肩膀，说：

“刚才我操的，是屄。我贱啊！最起码，要操女人的脸，最好是心。”

海春的高论有点拧。我一知半解，但又不好意思问个究竟。至于女朋友的事情，当时尽管还没有和小夏相遇，但觉得到上海去找，而且还要是好的，太遥不可及了。

哱咕咕——，哱咕咕——

传来鹁鸪鸟的叫声，遥远而洪亮。

崇明有数不清的各种鸟。留鸟中，数麻雀，白头翁，黄腾和鹁鸪（布谷鸟）最多。鹁鸪的叫声洪亮而深沉，不紧不慢，永远同样的节奏，类似于规劝人类从善如流的布道。鹁鸪不像麻雀黄腾或者白头翁，孩提玩伴一样地在你的眼前纠缠不清。它一直和凡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你老远看到它在我家的榆树顶上，非常认真地在向你传话。可当你一旦走近，它一定会飞到更远的一棵树上了，但和你的对话还是同样的诚恳。

我家在农场的五连。五连在农场五十多个农业连队中建队较早。两百来号人，以上海知青为主。三排两层的楼房主要用作知青的寝室。还有三排平房供小家户住。结了婚的主要是老职工和五零年代初就来到农场的上海社青。五连的大礼堂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在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礼堂的前身是一座天主教堂，四九年，随着西班牙神父的落荒而逃，这幢天主的建筑被拆迁，并重构成现在的会堂，用于召开生产动员或者是斗私批修大会。礼堂内，大礼台的正上方，描了一个毛泽东的巨大画像。远看这个画像，还挺像那个人，但凑近着看，觉得很不像。特别是下巴上的那颗黑痣，好像是墙上的一个巨大的斑点。斗私批修不是嘻哈，而是严肃残酷的。我记忆中最骇人的一幕，是七零年代一个绰号“阿乌”的知青，被连队的同事用细麻绳捆成田鸡（青蛙）一样曲腿哈腰，头已经被打得水桶一般肿大，青筋暴突，还被强制跪在大画像前，向领袖请罪。“阿乌”遭此大苦的原因是，民兵已经第三次在麦田里抓到他在和女朋友野合，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不同的三次是同不同的女人。你想象不到，“阿乌”之前是一个面目清秀，人见人爱的小伙子，年龄也就是二十一二的样子。礼堂里最叫我动容的是毛泽东逝世的悼念现场。我在门外看到，不时有哭晕过去的知青被架出礼堂，送往连队的简易医务室救治。目睹此景此情，不时有人哀叹着：

“毛主席死了，叫我们怎么活啊！”

我的家很特别。她不在连队本部，而是和其它两三家一起孤悬于离连队约300米远的田野里。房子是祖父和父亲自己砌就的。南向屋，砖砌的墙，泥糊的缝，稻草盖的屋顶。两个房间，一间用来做菜吃饭做作业，另一间铺了两张床。屋前是一个大院子，屋后有一条宅沟，沟沿长了密匝匝的竹林。小时候，我常常埋怨父母，为什么不把家搬到连队去。连队的公房全是瓦房，下雨不漏水，冬天不漏风。连队的人多，灯亮，用不着走那条三百来米长的田间小径，特别是晚上，不用害怕红毛落水鬼从两旁的水稻田里突然窜出来把你拉进阴沟里。

上世纪五零年代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听父亲讲，这一带江面经常能看到江猪（江豚）。江猪黑油油的背脊白晃晃的肚皮，喜欢在水里翻滚，叫声是“哞-哞-”，跟小牛的声音很像。之后，随着长江冲积泥沙的日夜见涨，这里变成了一片辽阔的滩涂。因为祖父住在江堤边，父亲就成了围垦拓疆的先民。后来，随着上海社青知青的大量涌入，沿着崇明北岸以北这一片百里长十里宽的滩涂演变成了当时的国营农场。     

小夏傍晚时分来了我家，一则道喜，也顺便把录音机还给我。中午，我一收到录取通知书就立刻电话了她。

小夏来的正是时候。父母到堤内的叔叔家去了。家里只留下了两个年轻人。恋爱半年多了，不管是在我家还是去她家，遇到这种令人遐想的机遇还是第一次。我自然是兴奋得有点按奈不住。抱还是抱着，左手还像以前一样揽着我的腰，只是她的右手却横隔在胸前，有意让两个身体贴不起来。今天是怎么了，话很少，笑容勉强。看上去小夏心事重重。

“我们做饭去吧！”小夏想起了晚饭这事儿。小夏挽了一只竹篮子，和我一起去田里摘菜。

因为是农场职工的关系，我家没有自留地。以前，为了“斗私批修”，小家户严禁养鸡养鸭种菜，每天的蔬菜由连队的菜园班定量供应。妈妈眼见着杂边地留给野草太可惜，就偷偷地种上青菜茄子或者“甜芦粟”。通常，它们逃不脱夭折的命运。连队的民兵挺坏，他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挑长势喜人的时候，拿镰刀齐根斩了。最可惜的是“甜芦粟”，长得齐人高了，白穗也冒出了尖。妈妈舍不得，鼓励我去吃。尽管没有甜味，但好比妈妈讲的，“总比喝白开水要好。”

那时，对付私养的鸡鸭，民兵用毒杀的办法——把浸泡了“敌敌畏”的麦子稻谷偷偷地撒到宅前宅后。不但鸡鸭毒死了，连死了的鸡鸭也不让你吃。我爸爸养的鸽子虽不在毒杀范围，也是因为误食了毒粮而亡。为了救活被荼毒的鸡鸭，妈妈还发明了一项绝技：用剪刀把嗉囊切开一个小口子，把里面的毒粮清理干净，放一粒泻药片，然后用缝纫线扎紧口子。末了，还要在刀口上抹一点菜籽油。妈妈用这个办法救活了不少家禽，名声也渐渐远播。经常有人提着呆头呆脑的鸡啊鸭的来我家急诊。

现在环境宽松了一些。父母在房前屋后垦了几块杂边地，种上各样应季时蔬。

扁豆是攀枝能手。到处是它的藤蔓，柴垛上，屋顶上，榆树尖。扁豆花有指甲盖大小，即使同一根蔓枝，也能开出白的黄的蓝的紫色的多种花色。小夏从小喜欢体育，身手敏捷，自告奋勇地爬在榆树丫里，左手抓住树枝右手摘，右手扶住树干左手摘。很快，满满的一小篮了。

宅沟里有鱼。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支好了一副襻鱼网。我把网沉入西边的宅沟里，小夏在东边拿毛竹杆使足劲拍打水面。鱼被赶到了西边。只起了十来网，就捕到了一条大鲫鱼，一条约两斤的白鱼，还有一些小鱼小虾。

收获令人满意，烧菜可有点困难了。我和小夏的身份尽管农字开头，可后面接的是工字，从小被惯着不做家务，都是“吃咸菜饭发糯米嗲”的主。

“看看，平时老是埋怨爷娘（父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现在想想，唉—”

小夏话中有话地盯了我一眼，说罢，挽起袖口上了灶台。

我和小夏一样，平时烦自己的父母，习惯和父母的想法反着做。

天已经漆黑了。我关紧了前后门。饭菜做好了。我和小夏紧挨着坐好。

“喝点什么？”我不确定小夏能不能喝酒。“喝酒！”“我酒量小，少喝一点的。”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乘兴致喝过一回。一碗崇明米酒，就把我弄得分不清南北了。“你不喝我喝！”小夏口气生硬，像吃了生米饭。我不知所措了。

小夏自顾自倒了一茶盅酒，象征性地向我举了一下杯，也不等我的回应，就仰起脖子，两三口就喝光了。接着又自顾自斟满了，还是一口气来了个杯底朝天。接着又来了一杯。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一些什么，或者规劝几句，一转眼，小夏居然连着干了三杯。我傻掉了。

“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你就说出来。”

“你现在是大学生了，身份不一样了。”

不胜酒力的小夏，一开始还靠在我的身上，一会儿就倒在了我怀里。小夏脸色苍白，双目紧闭，鼻翼一张一合，泪水一串串地从眼角流出来，淌进了耳廓，洇湿了耳际边的头发。另一路泪水顺着鼻形流进嘴里。

小夏的意思，我有点明白。估计是订婚的事情。看来是她的父母逼着她订婚，说了要么订婚要么断了关系之类的话。或者，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小夏也就想着要订婚了。几个月前，我和小夏还挺自居地认为，八十年代的青年是不需要订婚的。

夜幕里的水稻田已是万籁俱寂。偶尔传来“咣-咣-”的鸟叫声，金属般的声音直抵心扉。那是一种被叫做“江狗”的涉禽的叫声。“江狗”我没有见过，它像鬼一样神秘，只闻其声不见其影。我打了一个寒噤。心情落寞。

小夏走了。若是平时，一定是我把她送到家门口。今天她执意要我只送到五连，那里灯火通明。然后她毅然骑着自行车钻进夜幕，走了。

回到家，我收拾录音机。除了海春的两盒磁带外，卡子里还安放了一盘新磁带。我按下放音键，是小夏父亲的声音：

“马丁，恭喜你考上了大学。小夏和你已经交往了半年多了，亲眷朋友同事也都晓得你们两个在谈朋友。按崇明的风俗，应该定亲，不然就对不住小夏了。我知道你们小青年的想法，但我们家不欢迎不愿意定亲的八十年代青年。请你尊重长辈的想法。谢谢！”

事情不出我的所料，但由录音机代言，我当时还有被逗乐的感觉。尽管要求由她的父亲说出，但估计两老还不会摆弄这个时髦玩意。主意的出处也有点蹊跷。小夏今晚的反常表现，其目的只有一个，要我在去上海前订婚。

年轻的马丁，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订了婚。

 

三

小夏的家在三十六连。五连和三十六连呈犄角状落坐于农场的东南部。两条连着五连和三十六连，各一里来长的机耕路在六连相交后，合并成一条更宽一点的机耕路，通往北沿公路，那里有我就读的果园学校，还有公交果园车站。乘公交车往东三十公里，是南门港码头，往西五公里，是农场的场部。六连通往果园的大机耕路是进出三个连队的必经之路。

我和小夏相遇的那天，我才上了一两个月的班。说是上班，其实也没有用什么心思。我还惦记着明年的高考，在忙着复习功课。那天是九月的一个早晨，七点多一点。太阳刚从东海的氤氲中裸身出浴，明亮而红润。那天还有一点雾，不漫天也不茫然。雾一团一团，一丝一缕，忽东忽西忽高忽低地飘来移去。谨慎的路人，徒步走路的用咳嗽声，骑车的用铃声，表明各自的大概位置，以免相撞。年轻人可不是这样，以为自己身手敏捷车技好，可以像“丝条”鱼一样在无间中穿梭自如。我和小夏的自行车就这样相撞在Y形路的交合点上。

“啊，马丁你啊！”

“李，李小夏？”

李小夏和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一直是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我去读高中，小夏去上班。小夏喜欢体育，大大咧咧的，于我而言，她是女同学中的善类。我没有记得她对我的“愣嘴”有过什么冷嘲热讽，侮辱我母亲的话也不是出自她的口。

我和小夏已经两年多没有见过面了。现在的小夏，圆圆的脸，溜圆的肩膀，浑圆的臀部。剪了个运动式的短发，淡淡的雀斑，脸色白里透红。红衬衣白色网球短裤。一个鲜眉洁眼的女生。

我的变化之大，好像大大出乎了她的意料。小夏睁大了眼睛，上上下下看了几个来回。一路上，小夏还偷瞄了我好几次，吃吃地笑。

大机耕路约有两里长。小夏在皮尺厂上班，三班倒，工厂效益不错，每月的各种收入加在一起，超过五十元，手头蛮活络。一路上，小夏有心无心地和我东搭一句西搭一句。

“啥地方上班？”

“奶牛场。”

“唔—”，小夏用右手在皱起的鼻子下扇了几下。小夏还是左撇子。

“不很臭的。设施很现代化的。不过牛奶倒很腥。”

“奶牛场有很多女工？”

“蛮多的。但挤奶的，男的多。”

“男的多？做这个？”小夏的右手做了个挤奶的动作。“噢，男的手劲大。”她明白过来了。“但女工还是很多，都很年轻的。”

“啊，好像这样的。我没有注意。”我打了一下车铃。“当心，有人来了。”

“哦，你的眼睛里只认字。”

“哪里，别的也认。”我不是书呆子，我敏感得很，用崇明老话说——头顶拍一下，脚底嗡嗡麻。小夏的意思我懂。因为自小的胆怯我不会对女生主动。

“做财务，坐办公室了。比我档次高了。”

“老同学了，不能说这个。”我朝小夏笑了一下，“再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工作。太死板。”

果园很快就到了。我刹停了车，踮着脚尖，小夏和我一样，低着头有一会儿：

“这个礼拜我早班，每天这个时间上班。”

“我常日班。”

似乎是有了这句话，我和小夏好像都吃了定心丸。一东一西，往各自的单位走了。自行车上，我猫着腰，抬起屁股，骑得飞快。回头看她，小夏的背影，红衬衣鼓了起来，雾气灌的。

第二天一早，我掐算好了时间，准时出现在交叉路口。小夏也同样准时出现在了那里。以后的几天里一直是这样。只是两个人没有了第一天邂逅的热闹，各自显得心事越来越重的样子。一路上，我和小夏的自行车越骑越慢。看到有熟人路过，要么是我，要么是她，紧踏几步，拉开两人间的距离，等熟人过去了，就慢吞吞地骑着。两人并排的时间更多一点，自行车龙头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交而不合，合而不交。两人似乎在比谁的车骑得更慢，车技更好。

“阿木灵。”

“我不木的。我拎得清。”

“拎清了啥？”

“你寻我的开心。”

“不寻你开心。你‘愣嘴’好了嘛！”

“好是好了一点。但说话容易脸红。”

“蛮有毅力的。不容易。”

“被逼的。不改掉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我盯了小夏一眼，有一点挑衅的意思。为了改掉这个毛病，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暗中试了很多的办法。这一点，挺为自己自豪。

“你们奶牛场女工多，侬看中啥人了吧！”

“有一头奶牛看中我了，我经常喂它吃料。”

“你坏！”小夏挥起拳头，追着打我。

糖水般的朝霞正美。我的心头甜蜜蜜的。

到了果园，小夏下了车，扶着自行车。我也一样。小夏背对着我，沉默了一会儿：

“阿木灵！书呆子！”她气得跺着脚。转过身来，瞪了我一眼，眼睛里冒出了泪花。小夏往我的车篮里扔了一团纸，扭头就走。

小夏约我今天晚上到她的连队见面。时间是七点，确切地点是，她家东南面的河边，那里有一丛江芦。

啊，这算是有女朋友了？我摸着头问自己。一直以来，连正眼看女同学都不敢，怎么还会有小姑娘喜欢我？一踏进社会，我的好运接连而至。先是海春，现在又来了小夏。

我有点弄勿懂了。

江芦不是芦苇。比起芦苇，它粗壮高大了很多。也不像芦苇散落生长在明沟里或河沿边，随处可见。比起芦苇，江芦稀少得多。它扎堆长在河岸上。一堆成一丛，有两三个人的合抱那么大，三四米高。很好认。

和小夏约会的江芦堆处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它背靠着一条小河浜。从这里望出去，往西南一百米就是三十六连队部。队部在灯光下的明处，我和小夏在夜幕的背后。和露天电影差不多的效果。小夏的家，在队部最西北边的那排平房的头一家。从这里，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后门溜出来并朝这里奔来的小夏。

“啊--，你先到了？”

“哪有让女的等男的的道理。”

“有礼貌。”小夏伸出手，摸了一下我的脸颊。当我要抓住它时，手倏地抽了回去。场面有一些冷清。我把手心里的汗搓到手背上。我的身体有两个多，除了容易脸红外，还有汗多。不在该出的背脊上脸上，而是手心脚心。穿了一天的鞋子总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小夏低着头，左脚尖在地上点来点去，身体也随之晃来晃去，像公园里的一头小象。她突然想起了事情:

“冷不冷？”

已经是中秋季节。季风掉转了方向，改从北面吹来。本来，秋凉指的就是夜冷。河里传来哧啦啦声，一群“丝条”鱼跃出水面在追逐嬉闹，似乎为了暖和身子。

小夏转身，在江芦堆里拿出了一把阳伞，大红色的伞面。阳伞被埋在江芦的枯叶里，隐藏得很好。我撑开阳伞，伞尖对着北风。伞下，呼吸顿时凝成了一团团暖气。情不自禁，我搂住小夏，吻起了她的脸颊。小夏赶紧用左手捂着自己的嘴，右手把我推开：

“慢--，本姑娘守身如玉。老实交代，和别的女人亲过嘴吗？

“亲过。”小夏大为失望。

“谁啊？”

“姆妈。”

小夏踢了我一脚。

“你这个坏人！”

小夏的嘴唇有着微微一丝凉意，身体柔软得暖意融融。

“说，喜欢我什么？”

“说不清。好像是这个，”我耸了一下伞把。“喜欢你红色的衣裳，红色的伞，”皎洁的月光下，在红色衬衣红色伞面的映衬下，小夏的脸朦胧而热烈。

究竟喜欢小夏什么，我直到现在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难道小夏仅仅作为一个活蹦乱跳的女人就撞开了马丁的情窦，如此简单而已？

在恋情处于地下状态的那段时间里，江芦堆是我和小夏约会的唯一地方。从那一年的十月到年底，每一个礼拜其中的一个晚上，这里都有我们的身影。

“冷不冷？”

“你还有什么宝藏？”

小夏从芦叶堆里翻出一个包裹，抖出一件棉大衣。一天比一天寒冷，败落下来的芦叶越堆越高。棉大衣是她父亲的，被她偷拿了出来并事行藏在了这里。我穿上大衣，把小夏裹进我的怀里。裹在大棉衣里的两人有着窝在被子里的感觉。我紧紧地抱住小夏，使的劲，足以把她的酮体化入我的体内，即使隔了裤子，我都感觉自己突进了她的肉体。小夏脸色绯红，几乎喘不了气。她的左手搂着我，右手搁在裆前：

“急吼吼的，乖一点，别急。到时会给你的。”

我挺自觉。每一次这种情形，只要小夏这么轻轻一说，身体就放松了下来。

时令大约已是小雪了。河滩上的芦苇已经枯黄。江芦的枝叶尽管也已枯黄，但芦节还泛着青色。白色的绒毛依然附着在修长的芦节上，未脱稚气。

“看，你爸爸。”远处的灯光下，经常可以看到小夏的爸爸开了后门，有时是吐一口痰，有时是倒洗脚水。

“我爸爸，老顽固。”

小夏爸爸的迂腐远近闻名。他高高的个儿，长脸，额角后的脑袋尖尖的，稀疏的头发一丝不乱地倒梳着。都什么时代了，老头逢人的第一句话还是“别来无恙。”最出名的段子是对着老天的一声长叹：“云间的日头，蛮娘（后妈）的拳头”。小夏的祖母不是原配。

冬天，灯光下的队部，冷清落寞。经常看见有男青年，缩着脖子弓着腰提着短裤。为了少走几步路，就着寝室楼的山墙根小便，“寒鸡瑟瑟”的样子，着实让人发笑。

“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听。”小夏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讲了，“以前，队里的书记姓刘，是个女的。刘书记看到男知青晚上随地小便，弄得队部骚哄哄臭，决心要抓几个现行。她胆子大，一个人在晚上蹲守，猫着了，就突然从人家的背后窜出来，大喝一声，你在干什么！还拍男的肩膀。把男的吓得尿了一裤子。”小夏眯着眼睛，咯咯笑着，“以后，就没有人敢这样了。”

“现在，刘书记高升做党委书记了。”

刘书记这个人很有名，听妈妈讲起过。但没有想到她还有这么个胆量。

冬天的小河结起了冰。河中的芦苇已经被风吹折了，芦花耷拉了下来。涟漪也被结成了薄冰，挂在芦苇杆上，白晃晃一圈。结了厚厚一层冰的河面黑黝黝一片。江芦还挺得笔直，花穗紧密，花絮也不散不落，箭镞一样对着夜空，闪着莹莹的白光。江芦花因为这个优点，常被人摘下来用作掸帚，或者插在瓶子里做装饰品。芦节已经枯黄，但明年来春又会返青，长出新的芦穗。

小夏有时挂在我的脖子上，两条腿缠住我的腰；更多的时候，我们俩背着风坐着，小夏躺在我的两腿间。小夏身体的几个神秘部位突突地跳着。头顶上架着阳伞，棉大衣裹着我们这两个傻宝宝。小夏有着问不完的问题。

“咦—，你是怎么改掉的？我看别人改不掉的。”小夏指的是“愣嘴”。

我爸有一个同事，姓汤，他的口吃病严重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我从来没有听他顺溜地说出过一个超过八个字的短句。汤伯伯是爸爸的好朋友，经常来我家聊天。我模仿他“繁难”的发音和痛苦的表情，把自己也搭进了这个几乎万劫不复的地狱。

为了摆脱这个藏在舌根的恶毒鬼，我看了相关的书籍，用了将近三四年的功夫暗自矫正。我曾经试过同声朗读法——和其他人同声朗读时，口吃现象自然消失。这个办法难就难在，在你单独说话的时候，你怎么能想象出别人在和你讲同样的话。我练习气息法——憋足一口气，把要说的单词一口气说完。问题在于，吸足一口长气后再说第二个句子，其滑稽的程度并不比口吃本身差多少。我还练过开口轻念法——开口的第一个字要读得很轻，然后渐渐加重。最后的感想是，索性做哑巴，别开口说话了。万幸的是，地狱之门还是被我打开。方法太简单了——说话不要用自己的母语。这也是我上海话说得这么溜的原因。假如还有状况发生的话，我从左边的裤袋里掏出一枚图钉。

这是一枚蓝色的镀塑图钉。钉脚已经被我剪短。它已经陪伴我两年多了，帽子上的蓝塑已经掉色，露出了闪亮的“克罗米”。

“用它刺大腿。刺激一下，准好！”

“现在还用吗？”小夏搓着我的左腿，仿佛看到了累累的针眼洞。

“很少用了，除非是陌生场合，有很要紧的事情要说的时候。”

小夏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饿不饿？”

“你还有宝贝啊？”

“看本姑娘变戏法—”，小夏转身从芦叶堆里拨弄了几下：“看，这是什么？”

小夏的手里变出了一包“万年青”饼干，还有两盒纸包装的“正广和”橘子水。每一次的约会，小夏在芦叶堆里几乎可以掏出所有需要的东西，御寒的棉衣，手套，挡风的阳伞，遮雨的雨衣，还有饼干，蜜饯，花生，南瓜子，各种饮料，保温杯，半导体收音机，驱蚊水，甚至照明用的手电筒。

“我们以后怎么办？”小夏经常歪着头问我。

“结婚啊。呆在房子里。”

“不许变心啊！”

“你是月亮。”我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月亮。“向南走，你还在我的头顶上；向北走，还是这样；向西走，还是这样；向东走，还是这样的。你一直在我的头顶上跟着，甩不掉的。”

……

“那是什么声音？”

我侧着头，仔细听着。“风声啊。没有别的声音。”

“再仔细听。听起来很远的声音。”

喔，听到了。很远，贴着地面传来的低鸣声。不像是船的汽笛声，也不像水牛的哞哞声。我突然想起了妈妈小时候说的：

“是海牛的声音”。海牛喜欢坐在岸边，一边抱着小海牛喂奶，一边看着月光下的潮起潮落。

“你吹吧，哪里有什么海牛。”

“真的有。我姆妈小时候看到过的。”

 

四

崇明的订婚听起来来头大，有点吓人，实际上可大可小。我和小夏的订婚以最简单的方式过了场。早上，在Y字路的交叉口，我把首饰给了小夏。晚上，小夏来我家吃饭。小夏一进门，就改口称呼了我的父母亲；“爸爸，姆妈”。

今晚的小夏刻意打扮了一下。她一改平时不离身的运动装，米色的西装套裙，红色的高跟鞋，脸上略施粉黛。有新娘的味道。小夏满身的喜色压迫着我，心脏砰砰乱跳。

今晚我可以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新郎。我的很多年龄相仿的同学同事，在订婚后就迫不及待地过上了同居的生活。显然，历练了两年多社会的小夏对此了然于胸。妈妈早早擦洗了枕席，和爸爸借故去了祖父家。他们以为拎得清年轻人的想法，实际上却把难题扔给了儿子。

几天前，我把恋爱并订婚的事情和海春说了。知道他的态度，我一直瞒着不说，索性等有了结果，让他的反对失去意义。海春气得脸色发白：

“上海人还是崇明人？”

“本地人。”

海春对我的兜圈子有点不满，斜了我一眼。“什么学历？”

“初中。”

“看来，你不准备考大学了。就读到高中为止了。”

“考的。在复习呢。没有落下功课。”我厚着脸皮说。海春不理我这一套。立刻表明了态度。

“不合适。”

“小姑娘蛮好的。我们很要好，谈得来。”

“没有听说过第一次谈朋友不要好的。不然啥叫‘热昏’。”

“有我们这么要好么？”我要争辩一下，我说得要好，是最要好的那种要好。但又具体说不上到底要好在哪里了。

“两人睡一起了？”

“没有。”

“那就好。还有余地。”海春失望的眼神让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可救药，针刺的感觉，不是图钉和大腿，而是心脏。

“你好自为之吧！”

这是海春绝望的关照。他是在关照我不能和小夏睡觉。男女间有了这层关系后再摆脱，一定是伤筋动骨了。

满天的繁星离我那么近，一闪一闪的，好似萤火虫一样可以抓到手心里。黄浦江波光粼粼，荡漾着圆圈，大圈中还有小圆。枝蔓花丛中，“纺织娘娘”在“吱嗒-吱嗒”地叫。

“外面蚊子多。到房间里去吧。”小夏拍了一下小腿肚。

“晓得了——”我把台条椅凳从院子里收回了屋里。

“身上臭哄哄的。去汰一个浴。”

“晓得了——”就着院子里的水龙头，浇上几脸盆的凉水，凉爽快意。我躺在平时睡的小床上。小床铺在外间，也就是平时做菜吃饭的房间。前后门都关着。一台摇头扇放在不远处的饭桌上。犹豫不决地左右摇晃着。

小夏在里间洗澡。洗澡的水声从半掩的房门里传过来，还有花露水的香味。出浴的小夏，穿了一套自己带来的睡衣裤，熟练地用芭蕉扇子赶着蚊子，钻进了蚊帐，坐在我的身边。

我躺着，望着蚊帐顶，发呆。

小时候，妈妈在夏秋的每一个晚上，用芭蕉扇子赶蚊子。特别是初夏季节，蚊子多到了骇人的地步，只要一张口，就会有蚊子误闯进嘴巴。蚊帐上爬满了蚊子。那时还没有电灯，妈妈就把“美孚盏”的玻璃罩口烫蚊子。不一会儿，灯罩里就堆了一圈死蚊子。

春节后，和小夏的恋爱，我同家里人说了。妈妈记得小夏，和她的父母亲也认识，但不确定小夏现在的模样：

“小夏长笑眯眼吗？”

这是母亲对未来媳妇的标准。妈妈的意思是，长有笑眯眼的姑娘，待人和气，上下左右间搞得好关系。我回忆了一下。“小夏是圆眼睛，笑的时候倒是眯着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不算不算。”妈妈摇着手说：“真正的笑眯眼是长长的眼睛，一说话就笑眯眯的样子。”

“阿木灵”，小夏用肘子戳了一下我的腰。“在做什么梦？”

小夏躺下身来，左手支着头，侧身对着我。热气呼到了我的脸上，鱼腥味的。刚才，小夏在洗澡的时候，水声把我撩拨得可以，小腹鼓胀胀的。

“明天要上学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说都不妥当。小腹部的热气也消退了。

“正因为明天上海去了，我，你。”小夏有点哽咽，缓了一口气，说，“明天开始，我看不到你了”。她的右手抚摸着我的右手臂。

“看得到的，最多半年。再说，你可以来上海的。”

“不该要的时候要，该要的时候又不要了。” 小夏委屈得流出了眼泪。“我们订了婚了。”

可没有结婚。订婚和结婚是有区别的。我想说这句话，但没有说，怕伤了小夏的心：

“我得对你负责。”

“负你自己的责任吧。自私。”

气氛有点僵。这不是今天应该有的。我耍了一个小聪明。

“小夏，一直是你在问我的。今天我要问你。”

“哈，‘雌猫不发雄猫发’了。问什么，说。”小夏来了劲，坐直了身子。

“你喜欢我什么”

“ 喜欢你人的样子，喜欢你有志气，喜欢你有正气，还喜欢你不像很多男人专门动女人的歪脑子。”

“动歪脑子不好？”

“当然不好。”

“这可是你说的，动别人的歪脑子不好。”

小夏突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发觉上了我的当。她狠狠地在我的大腿上拧了一把。痛得我笑了起来。

“唉，比阿木灵还阿木灵。书呆子”。小夏叹了一声，起了身，掀开蚊帐，穿上外套，“起来，送我回去。”

 

五

上海的生活，我很快就适应了。我从小生活的农场，绝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从牙牙学语，我就被开始同化。生活工作中，我们有两套语言，上海话是交际语言，而崇明话是在和家里人或者老家的亲戚说话时用，如同上海的苏北裔绍兴裔一样。只是市区的语言，语速更快，也更简洁。比如，在公交车上买票，四分被压缩成4，七分的票习惯叫7.有月票的人干脆就不说话了，连出示月票的兴趣也懒得有。弄得售票员既幸苦又为难，逃票的人也因此而常常得逞。当然，废话一少，默然以对的时间一定会长一点。冷场中，外地人就以为上海人懒得理你，连看你的眼神都是睥睨的。

误解造就了上海人的孤独。

我的话少，不单单因为小时候的“愣嘴”，更主要的原因是常常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因为这个缺点，有一次，我差点被同学追打。学期开头时，一次的足球实况传播。时值第六届全运会，比赛的双方是上海队和北京队。电视室里挤满了同学或者校友。大家都起哄着为上海队加油。我是一个球迷，一来上海读书就猫了空到江湾看球。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现场看球。足球我懂，但我看不懂现场的球迷。他们动不动就骂人，什么“猪猡”“戆卵”“戆屄”。还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众口一词地呼喊，排山倒海般。呼喊的人群中，很多人一定比我有文化，因为他们戴着斯文的眼镜，上衣的表袋里插着钢笔。这不是好听的词。自小起，我洁癖般地排斥生殖器官以及排泄物的俗称，以至于“蹲炕”在我的口中被叫做上厕所，或者叫大便或小便。大概是逆反心理的作用，当大家都喊“上海队，进一个”时，我就在心里默念“上海队，输一个。”这还算是我在识相的状态。在学校的电视室里，面对同样的情景，我就太“不看山水”了。当时，我说:

“上海队，输。”

“啥人讲的！”“叛徒！”

一阵人肉搜索，目标锁定了我。

“弄一顿’生活’让伊吃吃。”

上面的话，估计就是不懂上海话的人也能明白。意思就一个字：揍！这不是说说而已，有几个校友挽起袖子，要冲上来的样子。众怒难犯，我只有逃回我的蚊帐。

两年的校园生活，我基本是“绝缘”状态。好在读的是中文专业，更好在在农场学校没有看过什么像样的书。我一头钻进了书海。

我所住的寝室是一幢日式三层楼房，木结构，很是老旧。因为红砖红瓦，还有红漆的门窗，尽管油漆已经斑驳，也叫人生不了嫌弃。男生住底楼，二楼以上是女生宿舍。那时，学校晚间的集体熄灯时间是九点。九点过后，在蚊帐里点上蜡烛。我还得边看书边发呆。

蚊帐几乎成就了我全部的世界。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天热天冷，一下课，我就习惯钻进蚊帐，躺下来，舒展开身体，翘起二郎腿。

我睡的是上铺。四根竹竿撑起了一顶蚊帐。现在的蚊帐比家里的要好一点。同样的棉质，但棉线更细一点，颜色也从灰黑换成了米白色，看起来要轻快一些。从木制窗口吹进来的微风，即使在里边也可以感受到一丝凉意。棉质的骨子重，帐纱不会随风起舞，只是扇动几下。帐门永远是合着的，不是没有帐钩，或者再简单一点的木夹子的原因，而是我喜欢合拢起帐门。从寝室门口望进来，蚊帐里只隐约显出被子枕头的轮廓。不像时下流行的尼龙蚊帐，不但骨子轻，一经风吹就飘摇招展，看进去也透明得一览无余。

帐顶是一块本色棉布。

发呆的时间，大部分给了小夏。江芦丛下的每一次见面，我和小夏拥抱亲吻。绷紧的双腿，缠绕彼此的双臂，话语不多但呢喃不已。一幕幕的情景映画在蚊帐的天顶上。连队每月两次的露天电影，是我儿时情感的滥觞。对，就是保尔和冬妮亚的感觉，沉默而热烈。

头顶上的木质地板很烦人。不时有脚步声踩下来。早晨时分密集细碎，很匆忙的样子；中午的声音沉重踏实；到了晚上则拖沓，缓慢。你说女生们晚上趿着拖鞋，在寝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每天到了九十点了还不上床，到底在忙什么呢！

终于，在十月的一个中午，老旧的木地板也经不住沉重，咯吱一下，踩穿了一个洞，随着一声尖叫，一只鞋跟冒了出来，黑色的底，白色的圈。它就戳在我蚊帐前，小方凳的正上方。高跟鞋上下抽动了几下。显然，它被卡在木缝里了。

我掀开帐门，瞅着漏洞，对着楼上喊：

“你谁啊？”

“阿木灵，你管我是谁，帮帮我！”

听到小夏以外还有人叫我“阿木灵”，倍感亲切。

“怎么帮你？”

“帮我把鞋送上来。”

得了命令，我跪在床沿边，小心翼翼地拉下鞋子。鞋肚里冒着香气，白色的鞋面上有了几道划痕。穿着肉色丝袜的脚丫还在挣扎。

室友们神往似的看着漏洞，忘记了应该表示的感情。鞋子在我的头顶上，这样的美差自然该由我担当。

我拎着鞋带，装着嫌弃的样子，内心喜滋滋地奔到二楼。

这是我第一次到女生宿舍。楼道里香氛熏人。我不敢看晾着的各色布条，直奔我头顶的寝室。门开着，在等着我。哈，里面全是我的同班同学。林小依侧身坐在方凳上，双手捂着裙摆，一只脚还陷在地板缝里，疼得咧着嘴，眼泪都出来了。

“你的鞋。”我递给了林小依。

“谢谢！能不能帮我？”林小依看了一下周围的学妹，学妹们不知道怎么才能把那只脚完好无损地拔出来。

二话没说，我跪在地板上，刷刷几下就掰断了周边的地板。抽身而出的林小依突然惊叫了一声，“血！”她的脚没有受伤，而是我的手被刮破了皮。

“没事。”我用手擦了一下血迹。忙乱中林小依掏出手绢，似乎觉得不妥，右手捏着，左手在两条毛巾中犹豫了一下后选中了其中的一条，递给我。我摆着手，

“不方便，不需要。”

“太谢谢你了。”林小依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也大了胆子，抓住了她的目光。林小依的眼睛细长细长，满含着笑意。我的心一颤，赶紧收回了目光。

“不用谢，同学嘛，何况还是上下邻居呢。”

我顺着漏洞，看见了蚊帐顶上积了一层灰尘。

小依是在上海滩长大的小姑娘。我记得，一年四季，她穿的都是裙子。在她的身上，可以区别出春裙、夏裙、秋裙和冬裙的不同衣料、款式和花式。因为裙子的关系，小依走路不但起伏有致，即使站着或坐着，也总是小腿交叉，侧面正身地对着你，一派淑女风范。

开学一个月来，无论在大小教室，我总是挑最后一排最右边的位置。因为在前一排的斜对面，是小依在坐着。第一次看见她时，小依披着长发，白底蓝色碎花连衣裙外披了一块波西米亚情调的围巾。尽管近乎透明的薄，但天气这么热，教室里还显得闷，这样的风格有点特别。我正琢磨着，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小依略长的脸庞有点清瘦，文弱得楚楚动人。也许是天生的，也有可能是没戴眼睛的关系，细长的眼睛眯笑着。仅仅两三秒的交集，就固定了两人的课堂位置。

我没有和小依说过几句话。说了的话，也局限于在教室门口碰到时的一声招呼。

“侬好！”

“哦，侬来了啊。”

只是没有想到，小依就住在我的头顶上。每天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应该大半是她的。每天听着脚步声，加上可能突然伸出的另一只高跟鞋，我的心里有了一点莫名的期待。

一个晚上，觉着累了，我拔了耳机，吹灭了蜡烛，睡了。我做了一个梦。小夏怒气冲冲地在质问我为什么抛弃了她，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左边的脸颊刺辣辣地痛。睁开眼睛，发现蜡烛油拌着半导体收音机的塑料在燃烧。火苗点着了被角，火势顺着蚊帐在往上窜。我大呼小叫，上蹿下跳，七手八脚，灭火！隔壁自来水间哗哗地放着水，冲着烧焦的被子和蚊帐，水槽里飘满了灰烬。过道里一股浓烈的焦糊味。整个住宿楼的同学都惊醒了，有的在过道里看究竟，胆小的干脆逃到了楼外。消防车的警报声也由远而近。

我受到了学生处的严厉呵斥。我所住的宿舍楼是木质结构。假如火情演变成火灾，后果不敢想象。学生处也知错就改，把熄灯时间延至十点。这应该算我对校友的一个贡献。

 

六

第一学期的十二月，小夏来上海看我。这也是小夏两年里唯一的一次“探亲”。

“马丁，你女朋友来看你了。”室友在叫。我正窝在蚊帐里迷糊，听到叫声，一骨碌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我睡的是上铺。

“女朋友？什么女朋友？”

“喔——，马丁的女朋友来了。”室友还在起哄。

小夏是我的秘密。同学中，没有人知道小夏的存在，更不知道我还有个未婚妻。不知什么原因，自来上海后，总觉得年纪这么小就订了婚蛮“坍台”（丢脸）。

小夏站在寝室门口。脸色红彤彤的，眼神躲闪，神情忐忑。

“好漂亮！”

“是表姐，是表姐。” 我忙不迭地解释，说漏了嘴：“我哪里有什么女朋友。”

小夏尴尬得不知所措。她水也没沾嘴，屁股也没沾凳子，放下带给我的一袋子瓶瓶罐罐，扭头就走。

小夏要来看我，在信中她提起过。但没有确定时间。突然的来到，打乱了我设想的迎来往送。三个月，生活里没有了小夏，我该怎样狠狠地爱她一回呢？本来，我是咬牙切齿地这样那样地打算着的。

校门外的树阴下，小夏瞪圆了眼睛，“发艮”了：

“我是你什么人？”

“女朋友。”

“呸——”小夏朝我啐了一口。

“讲错了，是未婚妻。”

我用大拇指指了指身后来来往往的人群，示意她小声一点。

“你把我领回你的寝室，和你同学当面讲清楚。”

“这里是大学。谈恋爱影响不好。”我作了个揖，在求了。

“那你搂着我在校园里兜一圈。” 小夏的声音小了一点。不时有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她感觉到了。

正午的阳光从南边斜照过来，透过梧桐叶。斑斑点点，一地碎影。小夏挽着我的胳膊，我低着头，做贼似的。两人似离非离勉勉强强地走着。小夏挽着的手臂，一开始很紧很用力。渐渐地松耷开来：

“校园真漂亮，女生的气质也好。”大概小夏感觉到了，自己的发式服饰有点土，言行举止也同周围有点格格不入。小夏有点泄气。

“上海不好的话，那些发了疯也要回上海的人，发戆啊。”我乘机说。

“你会变心吗？”

假如小夏在来信里这么问我，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发誓。就是在今天的中午以前，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发誓。可仅仅是过了半个小时后的现在，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别老想这个问题。顺其自然吧。”

小夏猛地把我一把推开，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我真后悔，后悔当初还支持你考大学。”

小夏并不是“探亲”来的，她是为印证我是否变心而来。为了印证，只能是这个结果。马丁后来明白了这个道理。

两个年轻人愠色以对。这不该是两个年轻人苦苦思恋了三个月后，彼此相见应有的场面。在千百种的可能中，最不该的就是这一出。

小夏的到校是中午时分。天上正对的太阳还没有来得及向西多移一点，小夏就怨恨地回崇明去了。

当晚，躲在蚊帐里的我，总算想明白了，我思恋的是作为女朋友的小夏，而不是作为未婚妻的小夏。我还太年轻，而你却给我穿了一件过于肥大的衣服。

第一个寒假转眼就到了。我分别给小夏和父母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春节我不回崇明了。和家里人推说是因为功课紧。和小夏则实话实说，建议彼此暂不见面，以便双方冷静思考。我的寒假计划是，把经典艺术作品一次看个够。连轴转似的，我流连于新昌艺术电影院，上海音乐厅，上海美术馆。毫不夸张地说，电影《简爱》《巴黎圣母院》《悲惨人生》中的很多经典台词，我可以脱口而出。只是，《巴黎圣母院》中的两句台词，当时的我还不甚明白。宫廷卫队长腓比斯为了追求艾斯米拉达说，“我要有妹妹，我不爱妹妹而爱你。”另外一句更加不着边际，这个花花公子说，“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这显然超出了八零年代初，一个二十不到小伙子的经验范畴。

我轻快地生活在没有几个人影的校园里。晚上，我明白了规矩是专门为人群而制定的道理——寒假第一天的晚上，居然没有熄灯时间了，通宵供电。这可方便了我。第二天，我可以睡到很晚，睡到手心脚底冷汗涔涔，被窝比外面的冬天还要凉为止。

这样的神仙日子没过一个星期，我被硬着陆了。我爸爸不知问了多少人，在小年夜的中午，摸到学校来了。

见我寒假不回，小夏已经三天三夜茶饭不思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头一紧，眼鼻酸涩。小夏的反应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看看满是哀求眼神的父亲，想想曾经相拥相吻的小夏，再铁的心肠也化为柔情。我拉起父亲，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崇明。

大约晚上七点，我跨进了小夏的家门。

小夏的房门紧闭着。她的父母亲，哥哥姐姐正围着房门，一筹莫展。看到我来了，她爸爸还是拉着脸，她哥眉头一竖，捏了一下拳头，她妈她姐则马上放了笑脸：

“小夏，小夏，马丁回来了，快开门！”她们用力拍着房门。

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小夏看见我，笑意和眼泪一起夺眶而出。她顾不得旁边的家人了，一把拉我进了房门，两只手一勾，挂在了我的脖子上。她把所有的爱和恨倾注在牙齿上，咬我的嘴唇，鼻子，耳朵，肩胛和手指。

小夏苍白而消瘦，身子轻了不少。

接下来的晚饭，是我记忆中最和美的一顿。大家都笑盈盈的，庆祝某一个人从地狱归来。我不停地夹菜给她，又生怕她吃坏了饿瘪了的肚子。大家都劝她慢慢吃，多多地吃。

小夏的父亲猫了一个空，按年俗，点燃了堆积在屋前的垃圾。一年中郁积的晦气怨气随着白烟袅袅散去。

晚饭后，大家各自散去。

小夏端来脸盆，挤干了毛巾帮我擦脸。接着，她拿来脚盆，不容分说地让我洗脚。等我迟迟疑疑地把光脚放进脚盆，她也脱了袜子挤了进来。小夏用嫩白的脚底搓我的脚背，脚趾头挠我的脚底心。

我惊恐地发现，不知不觉中，我又回到了订婚之夜。收录机，自斟独醉，绝食，全是小花招。

“又来了”

“什么又来了，我们还没有来过呢。”

我伸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子。

“把你装进我的肚子里，好伐？我走哪儿你都一直跟着。”

“当我是胎儿啊？”

“阿木灵，胎儿怎么来的?”

“我们都不动歪脑子。”

“我再不动的话，要被别人动去了。”小夏狠狠地踩着我的脚背，有点痛。为了脱身，我故伎重演。

“小夏，你喜欢我什么？”

“有一点，我不喜欢。”学聪明的小夏反着说了。

“什么？说出来我听听。”我倒来劲了。

“你想法太多，做事情滴滴答答的，不干脆，不够男人。”

小夏说到了点上。我吸了一口气，下了决心。俯身摸了一下小夏的脸：

“我下决心了。洗了脚后，我要回家的。”

“又上你的当了。你——”

小夏的脚突然停了下来：

“贱屄！我是一个贱骨头啊！”她一脚踹翻了洗脚盆，光着脚站起来，指着门：

“你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我见识了小夏的歇斯底里。她觉得自己被羞辱了。因羞辱而爆发的情绪非常可怕。我狼狈极了。

春节前的三十六连人迹稀少，挂在山墙上的路灯形单影吊。走到那堆江芦丛，我坐了下来。红色的阳伞还藏在老位置。我拢了更多的芦叶把阳伞盖得更好。

一切都难于置信。我还是原来的马丁，小夏依旧是原来的小夏，可两个人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和小夏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什么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小夏要用今天的确定性来排除明天的不确定性；而我却要用今天的不确定性来迎接明天的确定性。明天一定能确定吗，我不得而知。但今晚的唯一确定是我在未来的三年内的处男身。

 

七

八二年春夏之交的一个黄昏，浴室门口，和小依的不期而遇，揭走了相隔两人的薄纱。

当时，我上身赤膊，趿拉着拖鞋，手里抡着毛巾，走到浴室门口。隔壁女浴室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小依出来了。我们差不多同时轻轻叫了一声：

“啊！”

脸盆从小依的腰际滑落，梳子毛巾香皂散落了一地。

即使自己的洗浴用品滑落到了地上，她也不急，还是站着，笑眯眯地看着

我。

“我帮你捡？”我指了指地上。其实这有点不合适。我不确定要不要这样做。

“好啊。”

对小依的允许我有点吃惊。我的指尖感到了香皂的滑润和毛巾的温热。一直以来，小依给我的公主感突然变得亲近而温热。

两人间的氤氲一下明净了许多。

第二天一早，我刚走进大教室，就有人对着我说：

“马丁，你的书在这里。你忘记了？”

叫我的是小依。在她座位的隔壁桌面上，放了一本书。

我心领神会。乖乖地坐在她的身边。翻开合着桌面的书，《马丁·伊顿》，英文版的。小依的英文全班最好。

“马丁，你的手？”我的手怎么了。掰地板的伤口早不见伤痕了。

“怎么会这么白，这么嫩？”

“搓的。”我搓着手。左手心搓右手背，右手心搓左手背，经常的。

“搓手能美容？”小依惊奇地忘了合拢嘴唇。

“保水。”所谓的水，实际上是手汗。小依的发现让我明白了我的手脚白嫩的原因。缺点的造化。

“马丁，侬读书蛮用功的。”

“谈不上。解解闷吧。没出息的人才会用功。”

她诧异地看了看我。

“平时，不见你和同学出去玩？”

“没有人叫我出去。”

“咦——你不可以主动一点的？”

“我这个人，讨人嫌。”

“人家不嫌你呢？”

“人家了解我了，一定会嫌弃的。”我越说越冷了。

尽管这么说着，但只要有机会，我和小依总会挨着坐，但这仅仅局限于课堂。在外人看来的亲密恋人，其实到了这一层就停下了脚步。每一次，我享受这样的时光。紧挨着小依，冰棍一样，慢慢地被她的温馨所融化。我的孤寂化成流水，畅快地流淌。但每一次到了几乎化尽的时刻，我又逃回自己的由蚊帐围起的世界里，恢复冰冷的外壳。

一天，小依突然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是再烧起来，怎么吧？”小依很认真地问我，“要是再着火的话，直接受害的可是我。”

尽管熄灯时间晚了一个小时，可我的作息时间也相应推迟了。我依旧在蚊帐里点蜡烛。要是梦境和现实再互串一次，说不定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有一个主意。每天十一点钟，我在地板上蹬两次脚，你灭了蜡烛后，回敲两下。怎么样？”小依被自己的创意激动得脸都红了。

“好主意。就这样定了。”

蚊帐是新的。我还是挑了老式的那种。每天晚上十一点，头顶的楼板准时会响起“笃-笃-”两下，我吹灭蜡烛，起身隔着帐顶回两下“笃-笃-”。然后睡觉。十一点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是睡不着。把头露出被子，凉快得太清醒，自然是没有丝毫睡意。就用被子蒙起来，让耳朵听不见杂音，脸上感到呼吸的扑面而来，被窝温暖而惬意，但思绪会飘得更远，一会儿是小夏，一会儿是小依。只有把头枕在自己的手臂上，脉搏的跳动从耳廓传导到心脏，两种率动合为一致的时候，我才能像胎儿一样安心地睡去。

假如现实无解，只能暧昧度日。

我对小依不明不了的态度，很多同学看不懂。第四个学期的一个晚自修时间，一个叫曙发的苏北同学，按奈不住了，他在小教室的黑板上写了：

“大胆往前走，马丁同学！”

我刚走进教室，曙发劈头问我：

“知道林小依喜欢你吗？”

“知道。”

“我看你还知道得不够。”

“怎么了？”

“昨天她穿了一套新衣服。”

“我没有注意到。”

“她到教室来，就是让你看一眼的。你为什么走了？”

“我临时有事情。”昨天晚自修，我看到了小依穿了新套裙。看到她来了，我赶紧回了寝室。临近毕业了，我怕见到她，躲她好几次了。我的心脏受不了。

“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

今晚，她没有来教室。我摇摇头。

“在寝室里哭！”

我别过了脸。

“你喜欢她吗？”

“喜欢。”

“既然这样，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

“我现在不能谈恋爱。”

这一句话，憋在心里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不说出来，是因为觉得我有权利爱她，公公开开，轰轰烈烈地和小依谈一场恋爱。现在，我说出了这句话，我要把自己从水里拎出来，让自己透一口气。不然，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当晚的十一点，楼板没有准时响起两下“笃-笃-”。我舒了一口长气，感觉轻松了很多。

眼瞅着即将毕业，大家将各自东西，曙发买了两张电影票给我和小依，做最后一次善举。

电影票拿了，但我们没有进电影院。我们沿着新昌路走了起来。小依主动拉了我的手。两年来，我们第一次牵起了手。

我想向小依详细解释一下我和小夏的关系。

“你听我讲——”

“不用讲，我明白的。”

“明白了什么？”

“你搁浅了。”

我佩服小依的用词和判断。

“这种事情，别人不能插手。只能是你自己解决了。”小依三言两语就点出了我的困境所在。

新昌路沿街的日式小楼矮小而亲切，“弹格”路面上的青石头泛着清亮的灯光。

我和小依都已从病态中恢复了过来。这场病足足拖了将近两年。

临别时，小依给了我一本精致的笔记本。扉页上，小依写了：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

 

八

我不知道小夏和小依的事情对毕业分配有什么影响，最终我被分配回原籍地，到农场中学教书。不过，听爸爸讲，毕业前曾有一个机关单位派人来连队外调。原来大家都以为这个小子书没有白读，留在上海工作了。农场组织科看我是中文专科毕业，以为学中文的写作会好，又把我从中学拽了出来，安排到广播站做编辑。

一天下午，场部大街上，刚采访回来的我看到擦鞋摊。皮鞋灰蒙蒙的。我

伸腿把脚搁在脚凳上：

“师傅，擦鞋。”擦鞋师傅四十来岁，跷脚（跛脚的残疾人），头发乱蓬蓬的。他抬头瞟了我一眼，说：“不擦。”

擦鞋摊不擦皮鞋。奇了怪了！要不有什么不妥之处。我身上就背了一个采访包，里面放着照相机和笔记本。抹了一下脸，看手上也没有“五花彩”，我人也不可能流里流气，说话不是还蛮客气的吗？

“啥道理不擦？”

“吃了几年黄浦水，‘神兜兜’的。不擦！”

得罪了人，还不知道为什么。简直防不胜防。我没有较真，悻悻地走了。

那时的场部大街很热闹，除了擦鞋摊，还有各式人等在找事做。

一天，我在饭店里坐着等人。对面的沙发上，有一个男人在对着我笑。这是一张典型的广东人脸型，似熟非熟。我礼貌地回了一个微笑。那个男人走了过来，坐到我身边：

“先生，介意我和你说几句话吗”

“这要看你说什么了。”

“看得出，先生的工作顺风顺水。”

工作的确顺利。我本来就喜欢写作。连着写了几篇人物通讯，登上了《农垦报》，农场和局宣传处的领导都器重我。没出三个月，就升任了广播站站长。

相面的，我历来讨厌。我提起包，起身要走。

“我担心先生的未来”。见我停了下来，他说，“你会有很大的阻力。”

“怎么说？”

“阻力来自你的脸？”我摸了一下脸。

“先生的脸不像是中国人。”我的脸确实有点混血，不知道是哪位祖先改革开放了。

“先生的眼睛问题更大。太亮了。”

眼睛太亮了不好？这个相面的太奇怪了。

“怎么说？”

“你至少得戴一副眼镜，哪怕是平光的也好。”

“胡说八道！”

几个月来，和小夏也没有来往。似乎没有了我这个人，也没有了小夏这个人。但我明白，小夏还是屋里的一样东西，只不过现在没有拿出来用，在衣橱或者菜橱的某一个角落里，安静地呆着。好比几天前我在麦田里捡到的一只刺猬 。它不吃不喝，缩在角落里，没什么动静。几天后，我忘记了它的存在。没有料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家伙爬上了床，藏在毛巾被里，狠狠地刺了一下我的屁股。

十一月的一天，我到连队组织稿源。看见一个老职工在羊圈配种。

羊圈很简陋。歪歪扭扭的榆树杆撑起的房架，四面通风。几块晚上当作墙壁的茅草盖堆在一边。满地是黑色的羊屎粒，臭气熏天。圈里的五六只白山羊被毛绳拴着，一边反刍一边东看看西望望。

圈外有一只小母羊，毛色光亮，体形娇小，正“咩咩”的叫着，喉咙嘶哑。母羊灰白的眼睛水汪汪泛着光亮，透明的液体从尾根下的“滴水观音”中流出，啪嗒啪嗒地溅在地上。

“来，让你做做人。”老职工的眼神充满爱怜。

公羊是借来的种羊，体格健壮，神情轩昂。它围着母羊转着圈，噘着嘴品味着母羊的淫水。突然一跃而起，搭住母羊的背脊，一阵耸动。老职工还按住公羊的屁股，使劲的往前怂，嘴里还得意着：

“杀瘾了吧，杀瘾了吧！”

公的当饭吃，母的当药吃。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动物的交配。但第一次，强烈的身体反应撞醒了我的灵魂。女人赤裸着身体从我感觉的背后跳了出来，在我的眼前舒展开肢体，汗涔涔，湿漉漉，浑身散发着羊圈的骚臭味。

羊圈的味道很好闻。

两年多来，看见女人，我总是能躲的就躲，能避的就避。我是怎么了？是不是我枉为了一个男人？

我开始用眼角瞄女人。犯了毒瘾一般，控制不了自己。

很庆幸，现在是夏天。也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享受这种美妙。粉色红色白色蓝色各种色彩，缤纷的三角裤在裙子下忽隐忽现。机缘可遇而不可求，它可能是骑着自行车的女人，也可能是女人在换坐姿的瞬间。像芦苇丛中一闪而过的翠鸟，翠鸟已没了踪影，羽毛的青色和红色却留了下来。粉色的三角裤，害得我经常在小便的时候，必须折着身子，僵直着腰，手按着人根，强迫尿线和身体有一个合适的夹角，射到正确的地方，而不是自己的上衣襟或者更高处的嘴巴或鼻子。

九

和小依的再次邂逅在半年后的毕加索画展上。

毕加索画展现场在黄陂路美术馆。现场人山人海。也怪不得有这么多人，连我这个对美术一窍不通的二货也来凑热闹。

果真是因缘必有际会。在入口处，我看见小依了。

一开始我看见的是她的背影。这个背影我太熟悉了，花格子秋裙，上身围着一条披肩，走路的姿态起起伏伏，像踩高跷。尾随了大约五分钟，确认她身边没有人在陪着。在美术馆二楼的回廊上，我挤开前面的人流，挡在她的去路上。

“小依。”

“伊——怎么会是你？”

小依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在重构现实的画展里，真实难于确定。我用食指关节敲了两下空气。

小依翻看着我的手，还是细白嫩肉的。她摇着我的手臂，高跟抵得着水门汀：

“是你吗？真的是你马丁吗？”

我微笑着伸出手，把她的背包接了过来。小依搀着我的手臂，依偎着边走边说话。

小依没有什么变化，穿着打扮还是原来的风格。只是今天的碎花长裙收了下摆，拢出浑圆的臀形，步子也小碎，显得更加妩媚。可能是语文老师的原因，说话的声音大了许多。

“还搁浅着？”

“是的。”我不想解释我和小夏现在的状况，不然就会觉得自己像一个骗子。“不过，快了。”

小依解下披肩，递给我。小依卓越的风姿引来了很多的目光。

“他们都在看你。”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说。

“不会吧，他们是在看你。”

“不是的，看我们的人中，女的多。”

小依挽着我的右臂，用了一下力，拽得更紧了一些。

大约一个小时后，画展看完了。傍晚五点左右，太阳已经被西边的高楼挡在身后。天气已经很凉。我把披肩和背包递给她。

“我走了。”我不想在现在的这个时候，请她喝个咖啡或者吃一顿饭，哪怕是到公园去坐一会儿。觉得这样做，对不住她，也对不起自己。熬过了两年，难道眼下的一小段就把持不了了？我想我会很快和她光明正大地恋爱，并把她娶作老婆。

小依上的十八路电车，哧地一声开走了。我轻快地在西藏中路上走着。人行道上人影接踵。从福州路往北，马路越来越堵。晚高峰时段的西藏路上，各色汽车紧挨着，开一段停一段。空气中混杂着汽油的香味以及煤气的臭鸡蛋味。不知不觉中，我赶上了堵在路上的十八路电车。小依挤在前门的人群中，她看见了我，隔着玻璃窗向我摇手。我有点诧异，也挥着手。电车哧地一声开走了。走了大约一百米的距离，我惊奇地发现，电车和我并排着在走，我追到车头，她也看见了我。窗门关着，她在和我说着什么，但听不见。哧地一声，电车又开走了。

我望着电车远去的后窗，电车的两根“辫子”甩来甩去，看上去很不情愿，猜不透是嫌慢了还是快了。远处，电车停在了汉口路的教堂旁边。我猛然醒了过来，接住了上帝的昭示，飞奔到小依的车窗前。我挥着手，示意她下车。小依摇开车窗，叫道：

“你等着，我下来。”

她下不了车。显然，电车司机遵守交通规则，无可厚非。十字路口的公交车是禁止开门放客的。小依和司机商量，司机爱莫能助的样子。看来是小依发急了，她拍打着车身，扭头对司机吼了起来：

“你再不开门，我跳窗了。”

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了绿色，但路口横七竖八地堵着很多车，电车根本动不了。大概是电车上的乘客发现了我们一路来的秘密，也恳求起司机来：

“师傅，放人家一码，开门算了。”

“小青年谈恋爱，成全他们吧！”

一个性急的热心乘客，乘司机被闹得不知所措的档儿，突然伸手按了电钮。咣当一声，前车门打开了。

我张开双臂，接住从车门口跳下来的小依。小依天使一般从车上飞了下来，扑进我的怀抱。

这是一个长吻。

来吧，把两年来亏欠我们的，统统偿还过来！

 

十

八四年春节后的第一天上班，除了料峭的春寒外，迎接我的是两盆兜头泼来的冰水。

泼第一盆水的是党委刘书记，就是蹲守着抓男青年小便的那位大胆书记。当时我正呆坐在办公室里。年后的第一天上班，通常没有什么事情好忙。同事之间道一个喜问一个安之后，大多早早溜回了家。

呼啦啦来了一群人。刘书记来拜年了。年也没有拜，刘书记粗着喉咙劈头呵斥我：

“春节里，你干了什么好事？”

“刘书记，没有啊。”对领导的问话，我习惯了认真对待。领导的口气，是说我干了大的坏事。本来我有点心虚，但回想下来自己确实没有干过大的坏事，包括和小依。

“你好大的胆，把粪桶扣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我想起来了。事情是这个“贫下中农”把粪溅到了我的身上。到了刘书记的口里，怎么颠了个个。

我家有一个姓邬的老邻居，因为两家种菜的杂边地相邻，为一些破事儿，产生了矛盾。闷头闷脑的老邬连着几年在大年三十那天到菜地里浇粪。菜地在我家院子前不过五米的距离。那个臭气啊，熏天熏地，即使关了门窗也没有用。我爸劝过几次，没用。政府没有规定年三十不准浇大粪。往年，我家一直忍着。今年有点不同了。感情上有和小依恋爱关系的确立。高兴过了头的我，不顾父母的阻拦，决定尝试一下我的说服技巧。我换了雨鞋，踮着脚尖，走到菜田里，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伯伯，请他看在几十年邻居的份上，不要把小事挂在心上。老邬并不买账，反而把粪水泼得更快更远，还溅到了我的衣服上嘴角里。我吓唬他，说，你再不听的话，就到派出所叫警察了。可能是老邬对警察天生恐惧，听我这么一吼，吓了一跳，自己滑到了，沾了一身的烂泥和粪水。事情到此为止。当时，母亲很紧张。担心好歹是一个干部的我，被人冤枉揪“辫子”。一个新年平平静静的，没有见邬家有什么动静，以为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没有想到母亲的担心变成了事实。

“刘书记，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和你讲的相反。”

“你一个青年干部，和贫下中农打架，还能有对的地方？”

我被刘书记的武断激怒了。尽管我没有出粗言，但脸色一定很难看，冒犯了领导的权威：

“刘书记，请你调查清楚了再说。”

“我现在就是调查清楚后和你说的。”刘书记狠狠地甩了一下手，掉头走了。原来，权威一点也冒犯不得啊。

其实，要刘书记调查清楚，实在是我的过分天真。现场没有外人可以作证。一个是老实巴交的老职工，一个是年轻人，你自己说，理在哪一边。何况人家第一天上班就来信访办告状了。

下午，农场司法办的周主任来电话，要我马上去一次。

春节我写了一封信给小夏。提出既然婚约名存实亡，就已经没有必要保持下去了。还希望小夏把订婚的首饰还给我。

之前，我一直吃不准这封信有没有写的必要。不写吧，曾经的婚约会不会像那只刺猬一样冷不丁地出来搅局；写吧，就给了她家一个口实，吃亏的肯定是我。

为了小依，吃一点亏，又如何呢。

司法办在一幢两层小楼里。小楼前的马路两旁，种满了香樟树，有碗口粗。马路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馥香宜人。

小楼前，小夏的姐姐手里扬着我的信，大声地在叫喊。她哥哥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地看着。周围聚了十来个人，不全是老头老太。她姐姐看到我，就指着我：

“就是这个花花公子。读了大学，身份高了，抛弃了我妹妹。”

这还不够，她接着喊：

“这个人长的登样（好），内心龌龊得不得了。谈三角恋爱，道德败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在场部做干部？”

这个场景，我早有预料。我咧了一下嘴，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司法办。

长木椅子上坐着小夏。她感觉到了我的到来，身体微微动了一下，没有正眼看我。她明显瘦了，脸色也苍白了不少。

我向她欠了一下身。

对小夏，我恨不起来。

老练的周主任见状，把我拉到隔壁调解室，让我坐下，倒了一杯水给我：

“小马，你还年轻，要对自己的前途负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实实在在地回答我，看我能不能帮你出个主意，度过这个难关。”

周主任的问题是，你和小夏是媒人介绍的还是自由恋爱;一开始是谁追求对方的；是谁先提出分手的。

周主任说完，铺好了纸，拿起笔，盯着我的嘴巴。

周主任的问题是令人纠结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的逻辑是，自由恋爱仅仅表明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而不能保证一个好的结果。一个人有追求的权利，也有放弃的权利。而对于名存实亡的感情，为什么不宣告它的死亡呢。周主任的逻辑是，自由恋爱说明感情好，破坏一个美好的感情，是不是一种伤害。你当初“花好稻好”地追别人，现在又抛弃了人家，这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谁先提出分手如同谁先动手打人，你是伤害的肇事人。伤害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和周主任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流，显然在两个层面进行的，但两个层面又处在一个空间里。我承认他的逻辑成立。我两次拒绝了小夏同房的暗示，目的还不是希望尽量减少对小夏的伤害吗？

我猛然发现，我的逻辑的基础是自私。我不得不发现，真的是我错了。

“最后一个问题，三角恋爱的事情，你有吗？”

我有吗？我问自己。好像有，也好像没有。但我知道这个问题的厉害所在：

“没有。”

“我提醒你一下，小夏的哥哥是教育科长。教育系统还是有点人脉的。”

周主任是在暗示我。莫非他们已经知道了小依这个人，莫非我糟糕的毕业分配也与他有关系。几年来，我像小丑一样表演着一出拙劣的悲情戏，他们在夜幕外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此时的我，已经头皮发麻，手脚冰凉，舌头僵硬。只想着早点逃出去。

“小马，我不能给你具体的建议。只希望你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利弊。哦，建议还真的有，你回家以后，照一下镜子，看清自己。”

“周主任，我尿急，得走了。我马上照一下自己。”

恍惚之中，我回到家里，把梳妆台的镜面擦得一尘不染。我仔细端详起镜子里的我。许久之后，我对着镜面哈了一口气，雾气模糊了影像。

我突然明白了相面先生的意思。我真的该配一副眼镜，尽管是平光的，尽管有点虚伪。

假如世上的人类，男人女人各长一样的脸，千篇一律。区别的只是灵魂的高下，智商的高低，手脚的灵拙，让以貌取人失去依据。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少犯很多的低级错误？

 

十一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台风来了。农场的广播喇叭里，先报了台风消息，说今年第六号强台风已经在太平洋生成，正向西北方向移动。接着是台风警报，台风的中心风力逐渐加大，已经进入东海海域，预计明天晚间在浙江和江苏沿海登陆。最后是台风紧急警报，台风的中心风力已经达到12级，预计今天晚间在浙江宁波和上海沿海地区登陆。警报播了一遍又一遍。爸爸在忙着加固房屋。他用一张很大的稻草网盖住房顶，在东西山墙上各压了两根绑成人字形的毛竹。妈妈站在房子的东南角，从围裙兜里掏出一把把大米扬向风神，祈求他手下留情。

……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小依的一封信。信件很厚，沉甸甸的。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打开信封：

“亲爱的马丁，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了!

前几天，我意外收到了李小夏的来信。她向我哭诉了对你的深深爱恋。你们不但订了婚，还圆了房。但这美好的感情被我破坏了。尽管从一开始，你我都非常克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我的存在，才导致了你的变化。为此，我深深地自责。小夏的来信，让我无法回避你的过去，更不敢展望你我的未来。谁能保证我不会成为下一个小夏呢？

请你原谅我，我给小夏回了一封信，说明了我们的情况，并向她道了歉。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你我的分手是一个无奈而必然的选择，对你我的伤害也可能最小。希望你和小夏重归于好。

你的来信一并寄回。

请原谅我的软弱。

林小依”

我立在绞刑架下已经很久了。我脚下的活动板迟早会被人抽走。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抽走它的这个人会是小依。

我生了一场病。持续了两天的高烧。我浑身战栗，每一处关节都酸痛难耐。闷在蚊帐里，我一声不哼。为了蒙蔽父母，我咬着牙坚持一日三餐。我倒要看看，高烧能把我怎样。两天后，家里来了医生，一量体温，惊得咂了一下舌，40℃。赶紧送我上了医院，当时我已经迷迷糊糊了。

出院后的第一天，我来到了久违了三年多的海滩。

从堤岸的江芦丛出发，跋涉了一个小时，穿越了芦苇荡，来到了滩涂边。我脱掉皮鞋，踏进泥泞。三月的海滩还格外地寒冷，我自虐般需要冰冷和刺痛。

封冻了三个月的海滩上，遮羞蟹，你还在吗？

它们在，尽管数量不多。已经从冬眠中苏醒了过来，趴在洞穴旁晒太阳，红头火柴棒似的眼睛，从细长的眼缝中竖起，看了我一眼，又缩了回去。冬眠消耗了它太多的能量。

正午太阳下的海面黄澄澄茫然一片。顺风送来哗哗的水声。是在涨潮吗？

听到了涨潮的声音，懒洋洋的遮羞蟹突然抖擞起了精神，八只脚撑起身躯，竖起眼睛，左手停止了送食，右手伸展出去，张开两只钳子，敲两下地，招一下手，有节奏地重复着。它们在招潮！它们需要海水，海水给它们水分以滋润洞穴，海水给它们丰沛的食物。那只大得突兀的右手，它不仅仅遮盖羞涩，还担负着更宏伟的使命。

遮羞蟹仅仅是崇明人给他取的小名。他的大名是招潮蟹！一个大气而富有诗意的大名！

转眼间，海水已经爬上了整个滩涂，涌上我的脚脖。我撒开长腿，有力地朝堤岸奔去。

第二天上班，我径直走进组织科办公室。科长对我的主动来访有一些吃惊，赶紧让我坐下，起身要泡茶给我。我对科长提了一个要求：

“不用客气，简单一点好。科长，我有一个要求。”

“不客气。你说说看。”

“场部机关的工作，我不合适。我想回中学做本行去。”

“小马，这个还不好说。你的影响太那个了，机关肯定是不合适了。”

科长顿了一下，为难地说:

“做人民教师，也好像时机没有成熟。我们已经决定了，让你到职工学校去做老师。你看呢？”

“哦，我明白，成人不容易学坏！不过还是得谢谢你，给我一口饭吃。”

我很平静，深水静流的感觉。

下午，司法办周主任来电话要我去一趟。

这是一个春意困乏的日子。暖暖的太阳从西南上空斜照过来。司法小楼前的香樟树已结出了一串串淡黄色的花穗。

那天，小夏的哥哥没在，但她的父母、嫂子和姐夫都来了。他们占据了调解室的大部分桌椅。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听凭发落。首先发难的还是她姐。她把小依的信“啪——”地一声拍到桌面上：

“流氓，你自己解释，这是不是三角恋爱？”

“流氓?我巴不得做一个流氓呢！”

周主任吃惊地看了我一眼。

我盯着小夏的眼睛，说：“什么叫流氓，说穿了就是和你发生过关系，是吗？”

小夏的脸唰地白了。她的家人惊愕不已。“我们发生过关系吗？”她的家人在偷偷地瞄小夏。“要是真的这样的话，你今天还有这个脸坐在这里？我看你应该偷偷地和我私了。这样的例子，社会上多了。老实讲，我后悔死了，为什么不做两回流氓。一次是和你做，还有一次是和她林小依做。做了流氓，你又拿我怎么办？”我顿了一下，对周主任说：

“你们这是在欺负老实人。道德的自觉在你们看来是软弱！”

调解室一阵寂静。还是她姐老练，拿小依的信对我穷追不舍：“你先解释，这是不是三角恋爱？”

“你先问你妹妹，我到底流氓在什么地方？”

一直没有说话的小夏突然站了起来，抄起屋角的拖把，朝我抡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用手挡住自己的脸。木柄抡在我的手臂上。

“我操你妈屄！”

对着天顶，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喊着，“我操你十八代祖宗的妈！”这是马丁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粗口，粗口结实尖利。去你的温文尔雅，你只是爱恨情仇还没有沸腾的“温吞水”。马丁骂的不仅是小夏，他要骂尽天下的所有人，骂够天下所有的事。我索性放下手臂，对小夏吼道：

“你打啊，你尽管打！我后退一步，妈屄的我就是狗娘养的。”

小夏呆住了，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张着的口不知道要说什么。眼前的马丁已经不是那时的马丁了。

她的姐姐嫂子姐夫蜂拥上来，揪我的头发，抓我的脸，踢我的腿。

有热烘烘的液体在顺着我的眼角和命中在流。

“打啊，再打啊！”

我抬起着头，眼睛盯住小夏。我任凭他们撕扯踢打，竭力保持着摇晃的身

体不至摔倒。我掏出裤袋里的图钉，把图钉尖狠狠地在脸上拉了一下。我用力把图钉砸在玻璃窗上。蓝色的图钉滚落到了不知哪个墙角。

“打啊，打死我这个花花公子！”

“哇——”，小夏突然扒开人群，哭着扑上来，护住我的身体，恳求说：

“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

她哭着喊：“他是好人。他没有错。”

小夏的家人惊呆了，怔怔地站在一边，不知所措。

小夏右手掏出手绢，捂住我左脸上的创口，左手擦拭着我脸上、发际间的血迹，拍打我裤子上的脚印，扯着歪扭的衣服，还扭着头搜寻房间的角落，在找那枚图钉。

我还是一动不动地挺着，任凭她怎样忙活。心情一点点地平静下来，也听见了鹁鸪的叫声：

“哱咕咕——，哱咕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