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松南杰殿原状陈设考

 

【内容提要】布达拉宫殿堂的原状陈设对于布达拉宫而言，其价值不亚于建筑本身和所保存的文物，笔者做此选题不仅是因为布达拉宫的原状陈设研究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更是因为它在学科建设上所具有的意义。文章探讨了萨松南杰殿功能的变迁、原状陈设和陈设思想，认为萨松南杰殿最初与其东西两侧的坛城殿、长寿极乐殿互为一体均是达赖喇嘛寝宫，公元1798年正式改为供奉康熙帝牌位和乾隆帝画像的供殿，其供奉陈设的主供是乾隆帝画像及康熙帝牌位，陈设的中心思想则是皇帝是为格鲁派承认的文殊菩萨化身，是世间的“文殊室利大皇帝”。

【关键词】萨松南杰殿；乾隆帝画像；康熙帝牌位；布达拉宫；文殊菩萨化身

布达拉宫殿堂的原状陈设应被看作为藏族宗教历史文化的凝聚体，其宗教历史文化价值我们大致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认知：首先，殿堂的陈设是宗教理念的具象，是宗教人士理性和感性的诉求；其次，件件陈设品既是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和深邃宗教内涵的藏传佛教器物，又是体现藏族文化兼容并蓄和创造性的藏传佛教艺术品；既是藏族人民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对自然、对社会的认知和思想感情的表达，也是这种认知和表达在历史岁月中的沉淀和传承；再次，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殿堂及其陈设在三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见证了大大小小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目睹了一个个历史人物而迭加了新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今天，这些殿堂的原状陈设对于布达拉宫而言，其价值不亚于建筑本身和所保存的文物，它是对布达拉宫宗教、历史、文化的记录和无声表达。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原状陈设”在我国更多地是为相关单位作为展览项目被动展示，很少有单位或个体主动对之进行学科意义上的研究。目前已知的颇有影响的原状陈设研究成果主要出自承德避暑山庄和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的主要有：2009年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宗教科王家鹏等专业人员在对梵华楼原状陈设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出版的《梵华楼》。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宗教科的王子林先生2007年出版的《紫禁城原状与原创》等。可见，原状陈设研究目前于我国而言还尚待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布达拉宫的原状陈设研究不可避免地也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因此，笔者选此选题，既是因为殿堂原状陈设对于布达拉宫宗教历史文化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更是因为原状陈设研究的学科意义。抱憾的是，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查阅到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这也是我国原状陈设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的这篇文章必然会有诸多欠缺，因此，只能希望此文在布达拉宫的学科建设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       萨松南杰殿功能变迁

萨松南杰殿，也称殊胜三界殿，①位于红宫第八层。②红宫的平面大致呈方形，第五层以上的中央为天井，因此第八层的殿堂也是沿天井四周的回廊分布。回廊的北面是主供殿（也称圣观音殿，系吐蕃时代留存的遗址，主供鲁格夏热观音像）、八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九世达赖喇嘛灵塔殿；西面是七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上师殿、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第四层，西南角还有过道通向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东面是弥勒佛殿；萨松南杰殿坐落在南面，其西侧是长寿极乐殿，东侧是坛城殿。

萨松南杰殿与其东西两侧的坛城殿、长寿极乐殿均为1690——1693年建红宫时建成。据《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记载，红宫内同时还建有达赖寝宫教诲旋（藏语称“噶当奇哇”、“沃察奇哇”）、大欢乐光芒殿（藏语称“德庆沃赛康”）、普贤跟随殿（藏语称“贡桑曲真丁”）、威镇三地殿（藏语称“萨松司诺”）、如意旋（藏语称“杜古奇哇”）、殊胜三界殿（藏语称“萨松朗杰”）等十二个达赖喇嘛专用殿堂，其中有部分是达赖喇嘛的寝宫。③从《五世达赖灵塔目录》的明确记载和五世达赖喇嘛以来历代达赖喇嘛的传记记载来看，基本可以确定南面的这三座殿堂都曾是达赖喇嘛的寝殿，而长寿极乐殿即是《五世达赖灵塔目录》记载中的寝宫——教诲旋（藏语称“噶当奇哇”、“沃察奇哇”）。“从实地调查来看，该宫西南角有便坑蹬位。八层以下，直至第三层之间为一条粪便通道，这个旱厕理应为红宫修建时的原状。”④从后来的实际使用来看也确实如此，六世达赖喇嘛就居住在此。至于坛城殿和萨松南杰殿，尽管五世达赖喇嘛之后历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中都以寝殿称之，但笔者更愿意认为这两座殿堂是寝宫的朝拜殿，与长寿极乐殿互为一体。据文献记载，七世达赖喇嘛经常在今坛城殿里念经修法。

七世、八世达赖喇嘛时，萨松南杰殿及其左右两边的三个殿堂的功能均发生了改变，寝殿“噶当奇哇”改为长寿极乐殿，⑤“彭措果巴”改为坛城殿。⑥至于萨松南杰殿，据《八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嘉庆三年（1798）8月八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为特殊供奉乾隆帝画像也委派人对萨松南杰殿作了重新布置，不过，笔者在这里要提出的是，萨松南杰殿实际行使现有功能并非自那时始，应该远远早于1798年。

 

我们先看康熙帝牌位和乾隆帝画像到西藏的时间。吉美桑珠在《历辈达赖喇嘛生平》（藏文）一书中提到，⑦“正如《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1722年水虎年七世达赖喇嘛）是年将汉地头人及大臣们新造的大皇帝之牌位迎请至寝宫萨松朗杰殿’，至今供大皇帝之牌位奉于此大殿。”吉美桑珠提到的大皇帝之牌位即是迄今仍供奉在萨松南杰殿的康熙帝牌位。不过，康熙帝牌位进藏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这年康熙帝派延信扈等官员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进藏坐床时，带至布达拉宫一块用汉、藏、满、蒙文书写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长生禄牌。乾隆帝画像赐送西藏的时间文献也有明确记载，系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行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坐床典礼时，乾隆皇帝特派代表库伦将军次登皎和阿迦呼图克图送至拉萨。可见，早在公元1720年和1762年，也就是公元1798年前康熙帝牌位和乾隆帝画像就已分别到了布达拉宫，那么康熙帝牌位和乾隆帝画像送到拉萨后是否就供奉在萨松南杰殿里呢？吉美桑珠在《历辈达赖喇嘛生平》（藏文）一书中所提到的《七世达赖喇嘛传》有关公元1722年（藏历水虎年）七世达赖喇嘛于是年将汉地头人及大臣们新造的大皇帝之牌位迎请至寝宫萨松朗杰殿上的记载，明确交代了将康熙帝牌位迎请到西藏后就供奉在了萨松南杰殿，《七世达赖喇嘛传》①里的一句记载：（公元1722年）“清朝的诸大人为新立大皇帝名号请喇嘛至萨松南杰寝宫”也说明萨松南杰殿于公元1722年已是布达拉宫里于清朝皇帝有特殊意义的殿堂，这必然是因为康熙帝牌位供奉在此。那么，乾隆帝的画像是否也是一送到西藏就供奉在了萨松南杰殿？《八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土马年（1798）八月初三日）文殊大皇帝眷顾西藏更加幸福，特别是按照汉藏所有上层人士的风俗拜谒佛像，此前特遣人送来所赐穿前比丘金刚服的皇帝他本人的佛像，因要特殊供奉，……”。②“此前特遣人送来所赐穿前比丘金刚服的皇帝他本人的佛像”这句说明公元1798年前乾隆帝画像就已送到布达拉宫，而“因要特殊供奉”这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乾隆帝画像之前是单纯供奉在作为寝宫的萨松南杰殿里，而现在则要将萨松南杰殿用作为专门供奉康熙帝牌位和乾隆帝画像的宫殿，萨松南杰殿的功能也因此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外，以常理推论，当时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密切程度，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是没有可能将乾隆帝画像束之高阁的，必然要供奉起来，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供奉在萨松南杰殿里，因为康熙帝牌位早已供奉在了该殿里。因此，笔者认为萨松南杰殿的情况大致是，公元1798年前萨松南杰殿仍保持着它初建时的功能定位，不过康熙帝的牌位和乾隆帝的画像因格鲁派将康熙帝和乾隆帝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之前就已供奉在萨松南杰这一达赖喇嘛日常念经修法的殿堂里。公元1798年（嘉庆三年）8月，八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委派噶伦夏扎·顿珠多杰和格桑曲扎重新布置萨松南杰殿，在佛龛上方屋面开设天窗，在佛龛两侧设置经书架存放乾隆帝赐送的《甘珠尔》经书一部，赋予了萨松南杰殿新的职能，自此，萨松南杰殿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佛殿。

正是因为被赋予了新的功能，萨松南杰殿后来成为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举办一些重大活动的场所。具体而言，后来在萨松南杰殿举行的重要活动主要有这样几项，一是逢皇帝寿辰、藏历新年等特殊的日子，达赖嘛喇与驻藏大臣要率领西藏地方政府所有官员在牌位和画像前，按汉族礼节行三叩九拜大礼；二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活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须在画像和牌位前举行；三是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通常在此殿会晤。由萨松南杰殿的功能和所举办的重大活动看，很显然，萨松南杰殿被视为了“文殊室利大皇帝”的所在。

 

二、       萨松南杰殿原状陈设及其陈设思想

萨松南杰殿的内部陈设很少文献记载，历史上布达拉宫登记萨松南杰殿陈设品的清册也未保留下来，目前笔者掌握的有关的文字资料仅有八世达赖喇嘛传记里的一段文字：“供奉地选在萨松南杰殿中，挂在二楼的佛堂里。萨松南杰殿的屋顶以金的屋脊宝瓶作装饰。供奉肖像唐卡的佛堂是汉式屋顶（宫殿式屋顶）纯金的神殿，后来按汉式风俗设置富丽的窗棂，内装饰绸缎的帘子（幔幕）。室内供有无数供品，中间悬挂肖像唐卡加以供奉，同时在供像前面并排的供桌上摆设了金器、银器、羊脂玉、各种景泰蓝及水晶供器，在神殿周围还供设了五种供云”。①这段文字是对公元1798年噶伦协扎和孜恰格桑却扎遵照八世达赖喇嘛的指示重新布置萨松南杰殿以特殊供奉乾隆画像一事的记载。从这段文字记载里，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是：八世达赖喇嘛为特殊供奉乾隆帝画像而令人制作了汉式单檐神龛放在萨松南杰殿，以作为供奉画像的佛堂，供像前的供桌上摆放的是金器、银器、羊脂玉、各种景泰蓝及水晶供器，至于殿内当时的整体陈设却再无笔墨涉及。

文献资料的缺乏意味着笔者很难纵向地探讨萨松南杰殿陈设的形成过程，只能立足于现存的原状陈设进行介绍并就其蕴涵的思想作初步的探讨。以下笔者先就现存的萨松南杰殿原状陈设进行介绍。

萨松南杰殿坐北朝南，东西长13.65米，五间，进深9米，三间，面积为121米。殿内有八根立柱，室内净高3.77米。南墙开启落地大窗，宽8.5米。②东西两个入口均靠北侧，与其东西两侧的坛城殿、长寿极乐殿相通，也是其通向弥勒佛殿、主供殿等殿堂的出口。

殿内北墙中间有一座单檐佛龛，佛龛立柱上四龙盘旋。龛内供有康熙帝赐送七世达赖喇嘛的“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牌位和乾隆皇帝赐送八世达赖喇嘛的他本人着比丘衣的画像。（图1）牌位前供奉有8尊宗喀巴塑像，一座涅磐塔、一座菩提塔、一尊五世达赖喇嘛肖像。龛的左侧陈设有乾隆皇帝赐送的满文《甘珠尔》经的大部分，及分两层供奉的佛像：上层从右到左供奉的是白度母、文殊菩萨像、四臂观音、金刚持；下层主供莲花生像；莲花生像左侧为宗喀巴及其两大弟子——克珠杰、贾曹杰；宗喀巴后为白度母像；莲花生像右侧前排是贾曹杰、宗喀巴，后排是四臂观音。龛的右侧陈设的是乾隆皇帝赐送的满文《甘珠尔》经的另一部分，还供奉有13世、7世达赖喇嘛及五世达赖喇嘛、松赞干布塑像。（图2）

殿内西壁北侧是七世达赖喇嘛法座，（图3，图3-1）法座北侧挂有白度母唐卡，南侧挂有释迦牟尼唐卡；殿堂西面居中是菩提塔；（图4）殿堂西面南侧是十一面大悲观世音菩萨像，该观世音菩萨像系三界殿主供像，系藏传佛教的佛部文殊，纯银质，高约3米，公元1903年由十三世达赖喇嘛铸造，耗银312公斤。（图5）

殿内南壁西侧挂有一幅绘有绿度母、白伞盖母、释迦牟尼的唐卡。

殿内东壁的佛龛里供奉有近170个佛、菩萨、祖师等的大小塑像和佛塔近二千余件（图6）可见，东壁供奉的塑像，其铸造时间跨度很大，从公元7世纪始，直至19世纪的均有。质地以合金最为多，其次是铜镀金，此外还有铜、黄铜、银、木、檀香木、石。

 

将现存原状与《八世达赖喇嘛传》及布达拉宫当代出版的书籍等的有关记载进行比对，应该是了解萨松南杰殿陈设的一条路径。先看牌位和画像前及周边的陈设，八世达赖喇嘛传记里记载的公元1798年特殊供奉乾隆画像时画像前的陈设是“供桌上摆设了金器、银器、羊脂玉、各种景泰蓝及水晶供器，在神殿周围还供设了五种供云”；1999年3月出版，由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和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历史所著的《布达拉宫》一书的记载是：“牌位周围，有金刚持、宗喀巴、克珠杰、阿底峡、仲敦巴、七世达赖和四世、六世班禅等塑像”；1996年10月出版，由布达拉宫维修工程施工办公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著的《西藏布达拉宫》一书中的图示是，牌位和画像左侧陈设的是《甘珠尔》经、无量寿佛、白度母、文殊菩萨像；右侧陈设的是《甘珠尔》经；前面陈设的分别是7尊宗咯巴像、达赖喇嘛像、尊胜塔、克珠杰像、贾曹杰像、尊胜塔、九尊无量寿佛像。据此，笔者认为，牌位和画像前后左右的陈设并非固定不变，最初的陈设如同乾隆帝画像中描绘的是供桌上陈设器皿，后来的陈设则更多的是布陈者在根据主供所表达的思想进行陈设，陈设的主要是皇帝因被格鲁派视作为文殊菩萨化身而有的金刚上师传承系列中的金刚持、宗喀巴、克珠杰、阿底峡、仲敦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的塑像。

再看东壁佛龛里摆放的佛像，笔者认为这是历史的形成，是历史以来供奉者对萨松南杰殿的供献，这也是为什么所陈设的塑像时间跨度大，材质多样化的原因，因此东壁的陈设在探讨陈设思想时不能将之作为考虑的因素。而西壁的七世达赖喇嘛法座是萨松南杰殿原有功能的遗留，说明了确如文献记载，坛城殿和萨松南杰殿是七世达赖喇嘛政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至于十一面大悲观世音菩萨像，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增加的陈设，其蕴涵的思想与该殿的陈设思想是一致的。

如此剖析后基本可以明确，至晚自公元1798年始，康熙帝牌位和乾隆帝画像一直是萨松南杰殿的主供，其周边的陈设无论如何变动始终围绕着该殿陈设的中心思想。那么，该殿的陈设思想是什么呢？下面笔者就此进行初步的分析。

我们知道，自元代始，藏传佛教就将皇帝看作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圣王，称为“文殊室利大皇帝”。清康熙、乾隆帝亦有此尊号。这在历代达赖喇嘛传记里都有反映，如《七世达赖喇嘛传》P.40里关于文殊大皇帝有这样一段阐释：“具有威力的转轮王文殊菩萨康熙皇帝不仅是降世的大菩萨幻化的人主，而且数世之前与喇嘛共同誓愿利益佛教众生，如今到了果熟的时刻，雪域藏区一切众生纯洁福德圆满，享受果熟喜宴的缘分到来了。”又如，《八世达赖喇嘛传》记载的八世达赖喇嘛在谈到为什么要特殊供奉乾隆帝画像时的一段表述可谓是对这一思想的充分阐释，八世达赖喇嘛如是说：“此大皇帝是众佛之父至尊文殊菩萨，为统治者所依赖者，是神和世间众人之顶礼对象。他对整个雪域藏人，特别是对持黄金佛帽教派恩重如山。他信仰且顶礼黄教，因而现今宗喀巴大师的佛教得到弘扬。这是大皇帝赐给我们的恩德。我们对他的任何画像都须圆满崇敬供奉”。故宫梵宗楼也是本着这个思想陈设的，其一楼正间供的是文殊菩萨青铜坐像，（图7）高108厘米，座宽70厘米，①二楼正间供的是大威德铜像，（图8）高175厘米，座宽140厘米，铜像前左右两边供的铜镀金龙红漆箱内供有乾隆帝御用冠袍、盔甲、白缎甲、金龙棉甲等物品。②（图9）大威德金刚是文殊菩萨的忿怒相，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主修的三大本尊之一，因乾隆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大威德也被视为乾隆帝护国、护法时所现的忿怒相。

萨松南杰殿供奉的乾隆帝着佛装唐卡画像反映的就是乾隆帝是文殊菩萨化身这一思想。这幅乾隆帝画像唐卡的全称是《乾隆——文殊菩萨转轮君王像》。（图10）画的正中为乾隆皇帝，他身着比丘衣，头戴格鲁派班禅（学者）修行帽，左肩上是般若经，右肩上是智慧剑，身披袈裟，右手呈法印，左手托法轮，其图像学特征除帽子外均同于宗喀巴大师，而“至尊宗喀巴大师，依了义说来，他与至尊文殊同·一心识。不仅如此，若就不了义一一应化众生的视野说来，他也是在多次转生中，由至尊文殊真实化现为胜乘的善知识是专一勤奋而作利益众生事业的一位大师”，由此可见画中就是将乾隆帝作为文殊菩萨化身描绘的。画像前为供桌，供桌前立面有藏文金字缮写的四句颂，大意为“智慧文殊为人王，显示神变为法王。金刚座前作佛事，如愿以偿结良缘。”表明的也是乾隆帝是文殊菩萨化身这一思想。乾隆帝画像周围是金刚持（释迦牟尼讲演密乘所现身像）、宗喀巴、杰曹、克珠、阿底峡、仲登巴、玛巴、米拉日巴、萨迦班支达、八思巴、达赖更登竹、达赖索朗嘉措、五世达赖、七世达赖、四世班禅、五世班禅、六世班禅、七世达赖经师甘登寺法台阿旺曲登、乾隆皇帝的帝师江加锐白多吉和客卡（库伦）吉尊当巴等的画像，上方从左至右为格鲁派主要密乘本尊像，下方从左至右为格鲁派主要护法神画像，清晰地反映了从释迦到本初佛大持金刚、第二佛宗喀巴大师等到他的金刚上师传承系列。

至此已基本明了，《乾隆——文殊菩萨转轮君王像》是萨松南杰殿的主供，供奉康熙帝牌位也是因为康熙帝也被视为文殊菩萨化身，（图11）至于殿内的其它相关陈设则是围绕主供而来，整个殿堂陈设所反映的思想就是：从了义上讲，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从不了义上讲，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大力法轮的君王。因此，笔者认为，萨松南杰殿对于布达拉宫而言就如同梵宗楼之于清宫，是格鲁派和皇帝本人将皇帝看作为文殊菩萨化身这一思想的载体，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设置这样一个所在，一方面是把皇帝看作为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另一方面则是肯定了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地区的统治。

作者徐斌系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管理处研究馆员

(资料来源：《西藏艺术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