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西藏中学

洛桑和毕业生央吉（右）正在跳《思乡》，这是央吉离校前最后一次为全校同学领跳藏舞。

　　1987年，这里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二十年后，这里是北京高原街1号。

    高原街，因为坐落于此的北京西藏中学而得名。这个学校有800多名从青藏高原上走下来的孩子，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内地西藏中学。

    每天，我从家到报社，都要经过北京西藏中学。一开始，并没有太注意它。只觉得那样红白相衬、宛若一座小布达拉宫的藏式雕楼建筑，在北京车水马龙的街头显得有些特别。

    这是所什么样的学校呢？我的心里产生了第一个疑问。它是面向北京地区的西藏学生，还是兼收西藏学生的普通中学呢？

    很快，我在学校网站找到了答案：这所学校不仅在西藏七个地区实行跨区招生，而且学生全是来自西藏的少数民族孩子。

    这个答案并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紧接着，我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疑问又产生了：这些西藏的孩子们是怎么来到北京的？他们为什么要到北京上中学？他们在北京经历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适应吗，快乐吗，想家吗？北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变化？

    带着这些问题，6月5日，我走进了北京西藏中学。

    光荣与梦想

    “要学习，去北高。”在西藏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每年6月中考和8月底发放高中录取通知书，成了西藏备受关注的两件大事。哪家的孩子要是考取了北高，便成为整个家族莫大的荣耀。特别在农村，有时候全村要为此载歌载舞，庆贺上好几天。

    ①人生的第一次荣耀

    6月5日，是我到北京西藏中学的第一天，也是高考的前两天。

    上午8∶30，我听完高一语文课后，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遇见三个高三女生看书。——考前两天，高三学生都停了课，自己安排复习。

    “后天就要高考了，你们紧张吗？”我看她们都在背政治，就接着问，“是不是觉得政治很难？”

    “政治有些概念不好记，呵呵。”右手边第一个女孩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这个容貌清秀的女孩叫次旦卓嘎，今年19岁，来自西藏山南地区，和大多数考进北京西藏中学的学生不太一样，她是从山南地区的初中考过来的。

    2003年，北京西藏中学由初中、高中合一的完校改为全高中，每年招270名学生。几年来，能够考上北京西藏中学的，大多数是在内地西藏班读过1年预科和3年初中的学生。从西藏本地初中考过来的学生偏少。

    “我们学校只有9个人考进北京西藏中学，我是其中一个。”次旦卓嘎说。

    北京西藏中学在西藏口碑很好，由于其每年97％左右的高升学率，使之成为藏族学生及其家长最向往的学校之一。哪家的孩子要是考取了北京西藏中学，便成为整个家族莫大的荣耀。

    “记得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家里招待所有的亲朋好友吃了顿饭，晚上还去朗玛厅（西藏的歌舞厅）唱歌跳舞。”次旦卓嘎说。

    ②带着梦想回西藏

    6月10日，高三毕业生集体返藏的那一天，我见到了边久次仁。

    那天，北京迎来“桑拿天”。空气又闷又热。

    学校为送返藏毕业生租来的四辆大型公交车，在校门口依次排列开，默默见证着这群稚气未脱的孩子们，如何经历人生中的又一次离别。

    第一次，远离父母和家乡。第二次，告别内地初中。而这一次，他们将共同告别北京，告别整个中学阶段。

    在广播隐隐传来的音乐中，前来送行的校领导和老师们，脖子上摞着毕业生敬献的、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哈达，就像穿上了一件白色背心，在最后的时刻，仍不忘握着孩子的手叮咛着什么。

    车开动的一刻，很多人终于没有忍住离别的泪水。

    “你心里不难过吗？”我问边久次仁。

    他没有哭。

    “这些同学以后回到西藏工作还会见面，就是对老师、对学校挺舍不得的，但我不想哭。”边久次仁俨然一副男子汉的模样，可是话音刚落，眼睛还是红了起来。

    我不忍再追问。换了个话题。

    “为什么不把书包放下来呢？”

    别人一上车就把包放下，只有他一路背着。

    “里面放了什么，怎么那么重？”我托了托他的书包，看见背带缝合处已经脱线，被一根别针别着。

    “书。”他腼腆地答道，说完之后用力将书包往上提了一下，“这个书包是我考上北京西藏中学后，特地去县城里买的。”

    和次旦卓嘎一样，边久次仁也是山南地区的，不过家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虽然学校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每年只收1400元学费，（其中15％的名额可申请免交）再加上每人两套校服，每个月发放300元伙食费，住宿也免费，基本达到衣食无忧的程度，但边久次仁还是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边久次仁是北京西藏中学今年发展的三名学生党员之一。在校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还是学生会卫生部部长。今年高考他报的是武汉大学的水利工程。

    据了解，国家每年都会针对西藏紧缺的人才类型，相应地在全国高校招收一定比例的西藏学生。至于边久次仁为什么不选择在北京上大学，他说希望将来能去更多的地方看看。

    独自成长的青春期

    同样是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孩子，内地西藏班（校）的学生身上有着迥异于同龄人的特质。一方面，他们比同龄人在学习上更加自觉，生活上更加独立，性格上更为坚强，思想上更为成熟；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着本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孤独和茫然。

    ①失踪的新生

    这是我从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

    2006年10月7日，国庆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晚上10时，女生楼的生活老师在清点人数时，发现高一（5）班的卓玛（化名）不见了。

    按照北京西藏中学的规定，学生周末和节假日外出，必须在晚上7时前回校。以前虽然也有个别学生外出延误了回校时间，但从来没有人超过3个小时不回来。

    卓玛去了哪里？

    据舍友反映，卓玛早上打了声招呼，说去找妈妈，中间一直没回来过。可是打电话问，妈妈说卓玛并没有去过她那里。

    “妈妈”是卓玛的继母。卓玛的亲生母亲去世了，父亲娶了现在的“妈妈”。那段时间，“妈妈”刚好到北京来进修，所以她说去找妈妈时，大家也没再多问。

    卓玛是转学过来的插班生。去年中考，她考取了重庆一所重点高中，待了几天觉得不适应，家里就把她转到上海，结果在上海也不适应，于是又转到北京，没想，不到半个月问题又出现了。

    ——插班生，指的是2002年起，中考成绩在西藏排名前360名，被散插在内地18个省市的57所省市重点高中，与内地学生一起就读的西藏初中应届毕业生。本来，插班生是为了让一部分优秀的藏族学生，更早地融入内地的教育环境，以便他们更快成长。但事实上，很多插班生到内地重点高中后无法适应。

    单是北京西藏中学，从2002年起，每年都要接受几个因为不适应而转学来的插班生。卓玛就是其中之一。

    对此，北京西藏中学心理咨询室的岳老师认为，插班生不适应，主要是陌生文化突然间的猛烈冲击造成的。如果在全是藏族学生的班校里，这种冲击会小很多。

    不过，即使在全是藏族学生的班校里，由于学生们大都是12岁、13岁就离开父母，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相当于是独立成长起来的，所以，难免还是会在学习、人际、家庭、异性交往等方面，比同龄人更易产生心理障碍和困扰。

    那么，卓玛到底去哪了？原来，那天她谎称去找妈妈后，出门打了辆车到火车站，去了上海。她说她还是无法适应北京的学校和生活。

    因为严重违反校规，卓玛最后被送回西藏，在那继续她的学业。

    ②快乐的德吉拉姆

    高一（5）班的团支书德吉拉姆也是插班生。

    去年她从广东佛山一中西藏班毕业后，回西藏参加中考，考了570多分，超过插班生分数线30多分，被西安一所省重点高中录取。可是，去了不到四天，她就决定转学。

    “那所学校是一所民办公助的分校，对西藏学生不仅收学费还收食宿费，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德吉拉姆说。

    这个从外表上看，与内地孩子无异，长了几颗恼人青春痘的藏族小姑娘，在对事物的判断上，有着敏锐的眼光。

    高一（5）班班主任小布老师就告诉我，德吉拉姆曾经写过一篇作文，专门讲述打篮球如何培养一个人的创新精神，她还提议藏族经典著作《格尔萨王传》应该专门为中学生提供现代藏语的简易版本。

    德吉拉姆平时很喜欢打篮球。班上的同学都叫她“扎西”，扎西在藏语里是男性化的名字。德吉拉姆剪着一头短发，性格大大咧咧，不管和女生或男生都能打成一片。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个老师在办公室聊天，突然听见门外有人喊报告，接着，从门缝里探进来一颗满是大汗的小脑袋。

    “布老师，我能在您这里上一下网吗？我姐姐给我发了照片。”说话的正是德吉拉姆，她显然刚从球场上过来，手上揣着一张纸条，记了几个网址、账号和密码。

    德吉拉姆家在林芝市区，家里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和她。二姐去年考上同济大学法律系，国庆节还来北京看过她。德吉拉姆从二姐那里知道了许多大学里的新鲜事，回过头来，她也经常跟同学们说，同学们喜欢听这些。

    “Ｉ ｍａｙ ｓｗｉｔｃｈ ｏｆｆ ａｎｄ ｇｏ ｉｎ ａ ｄａｙｄｒｅａｍＩｎ ｔｈｉｓ ｈｅａｄ ｍ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ｒｅｄｅｅｐ”德吉拉姆喜欢艾薇儿的这首歌，她还喜欢印度歌曲和印度歌舞片。她爱英语，她的理想是当一名翻译或者企业家。

    一群特别的老师

    在北京西藏中学，除了大家熟悉的语、数、英各科老师外，还有藏文老师和生活老师。他们身上承担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责任。让孩子们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健康成长，而又不丢失民族特性，是他们全力以赴的目标。

    ①一样的老师，不一样的苦与乐

    我在北京西藏中学的几天，大多待在高一（5）班。

    高一（5）班的班主任小布老师，200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西藏中学教语文。这一届是她第一次当班主任。

    “在这里当班主任与在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这里的老师更需要操心的，是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小布老师说。

    去年12月流感发作，每班平均有七八个学生病倒，小布老师天天宿舍和班级两边跑，自己也差点累倒。而刚做班主任的第一个月，就遇到新生失踪事件，她坦言当时压力也很大。

    “我自己也是少数民族，能够理解学生们的很多想法，最怕的是他们把心事埋在心里，不告诉你，这样你就没办法开导他们，帮助他们。”身为蒙古族的小布老师常常为此苦恼。

    对此，她只能靠其他老师反映的情况和自己的观察，去研究学生的心理，发现问题后“主动出击”——“就是放学后把他们叫到办公室里做思想工作。”

    小布老师几乎每天都要叫几个学生到办公室，有时候是做思想工作，有时是补习。一天下午，我回办公室正巧碰见她给两个学生讲《师说》。我听她差不多又把上课讲的东西讲了一遍，有点奇怪：“早上我看他们上课挺认真的。难道都没听懂吗？”

    “汉语毕竟不是他们的母语，尤其是文言文，他们很难理解。像字词语法和古代文学文化常识，他们往往需要比汉族学生多花上几倍的时间来学习。”小布老师慢慢跟我解释。

    “不过，跟从前相比，如今藏族学生的汉语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他们的书面表达能力不错，口头表达能力比较欠缺，主要是受语言环境的影响。”

    的确，近几年来北京西藏中学学生的成绩稳步提高，与北京当地学生的差距也逐年缩小，有些学科的成绩甚至超过了北京当地学生。例如2004年的高考，学校的文科综合和英语都超过了北京市的平均分。

    “四年前我带的第一拨学生，上台演讲，每个人都抬起手臂挡住半边脸，很害羞，说话很小声。现在的学生，上了台抬头挺胸的，大方，自信，整个面貌都不一样了。”小布老师说，学校里的同事都觉得，从几年来藏族学生的变化，可以看到整个西藏的变化。

    ②两位藏文老师眼中的北高

    北京西藏中学建校至今，一直都开设藏文课，每个班级每周上一节，藏文教材都是从西藏运过来的，藏文老师则由西藏教育厅直接派遣，两年一换。

    为了见从西藏来的两位老师，6月7日下午，我敲开了教学楼三楼一间贴着藏语标签的办公室。

    “来，你坐吧！”我一进门，普布就热情地帮我搬椅子，“我们没有纸杯，不能给你倒水喝。”普布看上去应该比我小，索朗次仁也是。

    “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同一所学校工作，现在又到北京来了。”索朗次仁说。

    我猜得没错，他们俩是1981年出生的。2005年从西藏大学藏文系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藏最好的拉萨中学教藏文。同年，索朗次仁先被派到北京，而普布，今年3月份刚来。

    可能因为年龄和学生们相仿，又是学校里会讲藏语的老师，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两位藏文老师。在我做的一份调查问卷中，大部分学生表示喜欢藏文课，因为藏文课可以学到藏族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藏文老师的知识面很广，教的东西很多。

    “我们主要让学生们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如果以后他们自己有兴趣，想深入学习或研究的话，也没有问题。”普布说。

    除了教藏文外，索朗次仁和普布还在学校格桑花艺术团和藏族文化社团里担任指导老师。格桑花艺术团是北京西藏中学最有名的学生社团兼演出团体，曾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表演，2001年7月还在莫斯科参加过北京申奥成功的庆祝活动。

    在索朗次仁和普布的眼中，北京西藏中学十分注重藏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些地方甚至做得比西藏本地的学校好。

    “我第一次来，看到学生课间做广播体操之前，有一段藏舞，很受触动。这在西藏反而见不到。”索朗次仁说。

    索朗次仁提到的藏舞，是根据藏族歌曲改编的锅庄舞，由学校体育组在2003年组织学生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编排出来，时长7分钟。

    我曾经在操场上看学生们跳过那段藏舞，当时没有看懂，直到索朗次仁告诉我，那首歌曲的名字叫《思乡》，我才悟出其中的深意。

    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采访期间，我听说北京西藏中学派出一个摄制小组，前往西藏拍摄毕业生纪录片。北京西藏中学创办20年来，已有1000多人大学毕业后返回西藏工作，这些人现在分布在西藏地区各行各业，有些已成为本行业中的骨干力量。因为到内地读书，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①从农奴的儿子到法院院长

    1989年，有欧美记者到北京西藏中学采访过一个叫次平的学生。在那篇《新一代的藏族青年》中，当记者问次平是否考虑将来当和尚时，次平大笑地说：“不！如果考虑到祖国，就知道应该学习科学。”

    次平如今是西藏日喀则江孜县人民法院院长。从北京西藏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南政法大学，实现了当年为祖国、为西藏做贡献的抱负。

    北京西藏中学校长李士成还记得，2006年他去西藏，路过日喀则江孜县时，次平带他去参观当地著名的帕拉庄园。

    在那个贵族庄园里头，有一个专供奴隶居住的朗生院，里面是些用土坯垒起来、10几平米的破石头房子。次平对李校长说，那里就是他父辈住过的地方。

    北京西藏中学建校初期，70％－80％的学生都来自农牧民家庭，有的家里世代是农奴。读书，特别是到北京，到全国最好的西藏学校读书，成为扭转整个家庭命运的主要力量。而像这样改变命运的事情，不只对农牧家庭显得意味深长，对城镇家庭来说也充满戏剧性。

    ②当年拉萨的第一桩涉外婚姻

    米玛扎堆就是因为富有戏剧色彩的故事走进了我的视野。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见到他的。那一天是6月11日。他穿着白底格子衬衫，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地走到我的面前。

    “你好！我是米玛。”

    米玛扎堆是北京西藏中学96届高中毕业生，本科考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拉萨市第三中学教书。三年前，他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的研究生，几天前刚结束硕士论文答辩。

    “去年暑假回拉萨，碰巧赶上96届毕业生毕业10周年纪念会，40多个老同学聚在一起，回忆起在北高的许多往事。”米玛扎堆听说我要采访他关于母校的事，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他先跟我介绍了家里的情况，他的外公是当地有名的老裁缝，擅长缝制唐卡，爷爷是原拉萨师范学校的老师，算得上书香门第，也是一个传统的藏族家庭。

    出身于这样一个传统家庭，照理说，米玛扎堆应该娶个藏族姑娘的，然而，在东北师大读书时，米玛扎堆认识了日本姑娘理惠子，俩人于2001年结为连理，成为当年拉萨市登记的第一桩涉外婚姻。

    “一开始我的家人全部反对。那时候跨国婚姻还很少，尤其是跟日本人。”米玛扎堆说，“不过，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他们觉得这个日本媳妇也不错！”

    提到妻子，米玛扎堆脸上流露出自豪之情。据说理惠子是个语言天才，汉语早已不在话下，藏语也很流利。2004年，由日本政府援助实施的西藏羊八井地热开发项目急需一个日语翻译，到处找不到合适的人，最后找到的正是在拉萨探亲的理惠子。

    “她是个西藏迷，今年她的定居证办下来后，我们就不用两国间飞来飞去了。”米玛扎堆高兴地告诉我，7月2日他的家人将从拉萨，理惠子和她的父母将从日本，同时飞抵成都。这是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大家会先在那里旅游几天，然后再回拉萨。

    “我们在拉萨买了房子，过几年我还想考博士，继续做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听说米玛扎堆有志于做此研究，我振奋不已。

    教育就是这样绵延万里的，从北京到西藏，从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到未来。

    6月10日21时30分，北京西站3号站台上，我跟随北京西藏中学党委书记史文波、副校长张梅和六位老师，目送230多名高三毕业生搭乘Ｔ27次北京—拉萨的列车，缓缓驶出车站，同时，也结束了我在北京西藏中学的采访。

    在西藏中学的6天时间里，我并没有按原计划去体验当老师的感受，因为我发现这个学校的故事，更多的在课下，在宿舍、操场、心理咨询室，甚至是医务室。每一扇门打开，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但，讲故事并不是我的本意。将时间推回到1984年，重读国务院调查组在西藏调研后写下的那份报告，其中提到“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在内地省、市办学，帮助西藏培养人才”的构想，在今天深深影响着的不仅是整个西藏，还包括整个中国。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北京市等21个省市开设33所内地西藏班校，培养各级各类在校生14000余人。前几年，美国一位高官访问北京西藏中学时不由得感叹：“这样的少数民族教育模式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你们做得很好！”

    好在哪里？我想，最好的事莫过于看到一批批西藏青年，因为知识而改变命运，改变西藏，与西藏一道，走向明天，走向幸福。

    祝福你，西藏中学！祝福你，西藏！（责编：南卡） 

    文章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责任编辑：巴颡旺姆

年轻的藏文老师普布（左）和索朗次仁

6月10日，毕业生准备离校返藏

本文作者（二排右起第十人）和高一（5）班师生合影

同学自制的藏汉单词对照表

学生现在使用的藏文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