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方，启叩天穹，格拉丹东雪山披上金色霞衣，唤醒了浩瀚无垠的高原大地。羌塘草原的腹地上，万物生生不息；长江、怒江的初源里，细流涓涓汇集；悠扬婉转的牧歌中，牛羊点点散落。

这是那曲市安多县的诗画美景。然而，如何让这片脆弱敏感的高原极地美景永在，如何实现“绿水青山、冰天雪地”与“金山银山”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转化，这道看似难以兼顾的两难课题，亟待解答。

为破解生态保护与牧业发展的矛盾，2025年，安多县在2024年试点示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大胆探索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奋力实现草场资源优化配置、畜牧业提质增效、牧民稳定增收的多赢目标。

变革，源自安多县牧民2025年春天提交的1.2万份《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试点工作申请书》。申请书的末尾，一枚枚质朴有力的“红手印”，犹如格桑花般绽放在纸页上，代表着1.2万户牧民家庭的选择与期盼，按下了安多深化牧业改革的“启动键”，拉开了一场关乎生态保护、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深刻变革序幕。

困局：草场“北丰南紧”与牧民增收瓶颈

安多县98％以上人口为牧民，是纯牧业县。全县1.27亿亩草场中可利用草场达8290.43万亩，但却长期面临着一种令人揪心的失衡。

安多县农业农村和科技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米玛次仁回忆，如果将时针拨回2024年以前，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安多县北部乡镇，顺着牧道放眼望去，眼前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成片的牧草在风中摇曳，却鲜见牛羊的踪迹。数据显示，这里占全县68.8％的草场（约5704万亩），仅承载着44.3％的牲畜，超过3850万亩草场长期“沉睡”。

调转方向往南，景象截然不同。草场上牛羊成群，部分区域草皮已被啃噬得斑斑驳驳。这仅占全县31.2％的南部草场（约2586万亩），却超负荷承载着全县近60％的牲畜，局部地区面临超载放牧的风险。生态警报已然拉响：草场退化、沙化风险加剧，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北部乡镇玛曲乡有一牧户承包草场面积达51.62万亩，但南部乡镇滩堆乡全乡的草场面积才49万亩。”米玛次仁举例说，“北部一户顶南部一乡。”

与全县草场资源呈现“北丰南紧”的失衡局面同步的，是牧民增收的瓶颈。

“我们家世代放牧，收入主要靠卖牛羊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滩堆乡隆嘎村牧民其才说，“本来搞牧业养殖，母畜越多越好，但我们都怕养母畜，因为一旦母畜生崽，草场载畜量很容易超标。”

记者了解到，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安多县牲畜存栏量从2004年的121万余头（只、匹）降至2023年的63万余头（只、匹），传统养殖空间持续收窄。

牧民主要收入渠道单一如“独木桥”，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生计便受冲击。

打破“人、畜、草”之间的失衡困局，寻找一条既能筑牢生态屏障、又能让牧民稳定增收和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成为安多县的“必答题”。

破题：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破局的曙光，来自思想的解放与政策的赋能。中央关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颁布实施，西藏自治区关于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部署，为基层探索指明了方向。

安多县委、县政府意识到，草原是最大的资源，但现有的资源分布已成为发展的枷锁，唯有在坚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让草场承包经营权“流动”起来，才能打破僵局。

深化改革，需要倾听最基层的声音与选择。

“草场流转出去，还是我的吗？”“租金怎么算？会不会吃亏？”“以后靠什么生活？”政策宣讲初期，疑惑与担忧在牧民间弥漫。草场是牧民安身立命的根基，任何变动都牵动着最敏感的神经。

“流转过程必须充分尊重牧民意愿，通过入户走访、群众大会广泛征求意见、寻求共识。”安多县政协副主席旦巴达吉介绍，县领导带队完成10个乡镇的牧民调研；县、乡、村三级干部组成宣讲队伍，走遍了全县13个乡镇的牧业点，开展200余场次政策宣讲，发放藏汉双语“政策明白卡”1.3万份；设立县乡两级服务站点，提供3000余人次面对面咨询服务。

“就像把闲置的房间租出去，产权还是你的，还能有一笔稳定收入。”“北部的好草场闲着，南部的草场累坏了，流转就是让它们都‘活’起来，对草好，对牛羊也好。”干部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掰着手指算生态账、经济账、长远账。

账，算清楚了。牧民们认识到，有法律和政策的保障，草场的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市场方式流转给更善于规模化、科学化经营的主体。

心，也亮堂了。“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保护草场、有利于牧业发展、有利于群众增收。”对于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试点工作目标“四个有利于”，帕那镇帕那社区牧民格桑次仁如数家珍。

数据显示，牧民对流转政策的知晓率和支持率达到了惊人的100％。“户户参与、村村争先”的支持局面蓬勃而起。

随后，一份份《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试点工作申请书》开始被郑重填写。申请书末尾，牧民们蘸印泥，用力按下自己的手印。

这些手印，有老一辈牧民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有年轻牧人尝试规模化养殖的雄心，也有劳动力不足家庭对稳定保障的寄托。

这些手印，不仅仅是简单的同意，更是牧民在充分知情、自愿自主的前提下，用最传统也最庄重的方式，对改革投下的信任票。

护航：在法治与市场的轨道上稳健前行

万份“红手印”，是民意的基石，但改革的顺利推进，更离不开政府科学、规范、有力的引导与护航。

涉及牧民核心权益与草原生态安全的改革，必须法治先行、规范运作。在专业律师的全程参与下，一套清晰规范的运行体系迅速建立。2025年，一份借鉴了成功经验、严格遵循政策法规体系、凝聚了多方智慧与决心的《安多县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5—2026年）》正式出台，确立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牧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十六字原则。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服务指导贯穿始终。安多县成立了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负责统筹协调、政策解读与监督管理，建立电子化台账，对每一块流转草场的用途、载畜量进行动态监测，坚决防止改变用途、过度放牧等行为。县、乡、村三级草场流转服务平台相继建立，提供转场指导、疫病防控、科学放牧、运输协调等全程服务，让流转主体“转得出、接得住、养得好”。同时，一支由司法、农牧、信访等多部门组成的专业调解队伍随时待命，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县里面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拿出60万元用于补贴转场交通费用。就拿我们乡来说，262户1435名跨乡流转群众的牲畜转场工作更顺畅了。”滩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德吉公桑说。

如何确保公平？民主协商与规范评估是关键。草场流转指导价格不是政府“拍板”，而是由村集体组织牧民协商，综合考虑草场类型、地理位置、载畜能力、市场行情等因素后形成。安多县统一制定并免费提供《藏汉双语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示范文本》，将流转方式、期限、价款及支付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生态保护责任、违约责任等写得明明白白。从申请、审核到签约、备案，全流程公开透明，阳光下操作，从源头上杜绝了模糊空间和潜在纠纷。据统计，全县签订的1.2万份流转合同备案率达到100％，实现了流转重大纠纷“零发生”。

规范、透明、有序的流转环境，不仅保护了牧民权益，也赢得了更多新型经营主体的信心。此外，牧民通过集体协商、民主决策，基层治理能力在协同共治中得到显著提升，牧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高涨，涌现出一批懂政策、善沟通、会经营的新型牧民带头人。

“开会时，大家畅所欲言、出谋划策，并达成共识：下一步要建风干牦牛肉厂，注册商标，打造品牌，充分释放草场流转政策红利！”帕那镇申格卡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塔规高兴地告诉记者。

蝶变：“三生共赢”局面与可借鉴的“安多经验”

按下“启动键”后，改革的引擎发出强劲的轰鸣，释放出令人振奋的综合效能。1.2万份“红手印”所承载的期望，结出了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的丰硕果实。

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力，让资源流向更高效的地方。草场适度向养殖能手、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集中，推动了科学养殖和规模化经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综合效益。

生态效益首先显现。2025年，2147.72万亩草场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北部长期“沉睡”的优质资源被唤醒，南部草场得以“休养生息”。资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化配置，全县实现了更充分的草畜平衡。

“‘北丰南紧’的失衡格局被历史性扭转，草原空间布局更加科学，植被得以恢复，整体承载力提升，生态功能稳步向好，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安多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强秋多吉说。

更令人欣喜的变化，发生在牧业生产本身。2024年，全县牲畜存栏量实现了近20年来的首次正增长。2025年，牧业报表上的数字更加亮眼：与2024年同期相比，成畜死亡率控制在1.3％以内，降低了1个百分点；幼畜成活率高达97.3％，提升了2个百分点。通过流转带来的牲畜跨区域交流，有效改善了种群结构，全县牲畜良种率提升了2.6个百分点，畜牧业发展的根基更稳固。

最大的获得感，体现在牧民的笑脸上，装进了牧民的钱包里。2025年，全县牧业生产全面提升：牲畜存栏同比增加6.2％，出栏增加4.28％，牧业总值增加2.35亿元。

直接惠及牧民的“真金白银”有两笔：一笔是通过“一卡通”精准发放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总额达2.78亿元，同比增加7034万余元，全县需要草奖政策“保底”的牧户，从2979户大幅减少至855户，而达到草奖政策“封顶”线的牧户，从1163户猛增至4853户。另一笔是直接兑现到牧民手中的流转租金，共计1073万余元。

收入渠道从“独木桥”变成了“立交桥”。算总账，户均增收1.33万余元，人均增收约2670元。牧民们真切地感受到，保护草原和发展生产，不再是单选题。

帕那镇帕那社区牧民达玛家有5口人，之前有6100多亩草场，2025年通过流转获得了5300亩草场，养殖牦牛数量从100头增加到120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也从1.7万元涨到3.2万元。“非常高兴，希望政策能够持续。我也会积极为保护草原生态、发展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达玛说。

之前不敢多养母畜的滩堆乡隆嘎村牧民其才，如今有了新的计划——进一步优化公母畜结构。“多养母牦牛，既能生小牛，还能多产牦牛奶。”其才乐呵呵地说。

这万份“红手印”所启动的试点，不仅解了自身之困，更在改革的一池春水中荡起了层层涟漪。旦巴达吉表示，安多县的系统性探索，为牧业县高质量发展、高原牧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为自治区即将启动的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26—2030年）提供了实践支撑和决策依据；为构建全区高原牧区协同发展新格局提供了现实路径。

夕阳西下，辽阔的草原沐浴在暖色调中，炊烟袅袅升起，牛羊悠闲归圈。一场源于群众意愿、基于改革勇气、成于规范引导的深刻实践，正让这片古老的草原焕发新生机、呈现新图景。

如今，变革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指引下，高原牧民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用创造美好生活的双手，为雪域高原牧区现代化新征程，按下了坚定有力的“启动键”。那1.2万份鲜红的“红手印”，从一份份申请书上，延伸到规范的协作里，融入到丰收的喜悦中，更化作改革路上最醒目的路标，指向未来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牧业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