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初心不改到薪火相传，是《西藏日报》70年最坚实的履痕；从纸墨铅字到视听网络，是《西藏日报》70年旅程最美的转身。70年征程浩荡，她与时代同频共振；70年初心如磐，她与读者相伴同行。许多人从这里出发，以新闻为使命，用责任和担当记录高原上的点滴变迁；许多人从这里得到鼓舞，毅然拿起纸笔，书写更广阔的天地。在《西藏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西藏日报》“格桑梅朵”副刊特推出“我们，从这里出发”主题连版，分享报人、读者与《西藏日报》的深厚情缘，敬请关注。

张晓明

雪域华章

——献给《西藏日报》创刊七十周年

那么此刻，就让群山醒来

让苍鹰追逐高原古朴苍茫的寓言

书写只属于高原报人的永恒记忆

那一双双穿越岁月风霜的手

将第一个油墨的黎明

印在1956年万物复苏的春天

那一步步跨过雪山大河的脚

踏碎牦牛驮队的喘息

将第一缕黎明的曙光

洒在喜马拉雅之巅

就像风，就像春天的青稞

在缺氧的高原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那面不落的旗，悬挂在历史的岩壁上

昭示着不变的初心和永不停歇的脚步

翻身农奴放声歌唱

雅鲁藏布奔腾不息

太阳的光芒，穿过雪山、草原与河流

穿过七十年的风雨沧桑

穿过康巴汉子的热血藏北草原的牧歌

穿过林芝河谷的桃花亚东边陲的马铃

映照油墨飘香的漫漫邮路

那么此刻，就让风打开七十年的合订本

翻阅属于一代代高原报人的时代印记

雪域大地的嘹亮号角

把党的声音传遍雪山牧场

从三江流域到西部高原

从帐篷炊烟到城市灯火

字里行间，都是寒冬里的滚滚春潮

那定格高原巨变的每帧影像

都在书写改革路上的时代荣光

每一个明天，都是尚未印刷的

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崭新一期

始终不变的，是对这片离天空

最近的土地最深的俯身

是阴霾扫尽后的灿烂朝霞

一代代人，在高山大河，一笔一划书写

筚路蓝缕的艰辛跋涉

一代代人，在田间地头，按下镜头快门

记录高原血与火的历史瞬间

那油墨飘香的纸张

每一页，都是雅鲁藏布奔腾不息的浪花

每一行，都是唐古拉山昂然挺起的脊梁

每一字，都是饱经风霜的雪莲花

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雪线，绽放芳华

从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

从驼峰邮路到卫星传输

每一次嬗变

都镌刻着改革的阵痛和裂变

从告别纸笔到迎来光电

从人工智能到系统变革

每一次升级

都是凤凰涅槃后的浴火重生

那么此刻，就在高原的晨曦里再次启航

号角声起，新征程上旗帜猎猎飘扬

在智能化的数字浪潮中

每个人都是一个弄潮儿

以笔为翼逆风飞扬

在时代长河中扬帆奋进

把高原报人的梦想

深深烙在新时代的无字丰碑上

而灯塔，依然照亮前行的方向

纸短情长的墨色依然鲜亮

不变的初心，不变的信仰

传承不变的思想光芒

践行“四力”的脚步勇敢向前

无数支高高擎起的如椽巨笔

像无数双耸起的春天的臂膀

在一代代高原报人的汗水里

在广阔无垠的高原

续写新时代的精彩华章

注：1956年4月22日，《西藏日报》

正式创刊。

次仁罗布

岁月驿站

人生的旅途中有许多个驿站，那是短暂歇息的地方，也是重新奔向远方的又一个起点，《西藏日报》对于我而言，是人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回想过往时日，西藏日报社是我得到淬炼、积蓄力量的重要地方。在这里，我一点点地成长和进步，为日后的文学创作夯实了基础。

我到报社后的第一个工作部门，是藏文编辑部的翻译组。那时，我心里其实有个愿望，就是去汉文编辑部的“雪莲花”副刊当编辑。

由于我长时间不使用藏文，感到很生疏，好在翻译组的领导对我格外照顾，让我从翻译图片说明开始，再逐渐给我一些新华社的短稿子。几个月下来，我也可以翻译长稿子了。这期间，我把《藏汉大辞典》翻得很破旧。

在翻译组的日子里，9点半一上班，藏文要闻组和时事组的同事就会把计算好字数的稿件送来，组长再将稿件分类后分发给每一个人。拿到稿件，我们先通读一遍，然后开始翻译，翻译完的稿件要送到组长那儿进行校审。一上午，大伙儿都非常忙碌，有时下班时，已是中午两点左右。要是赶上大年三十和全国两会召开，就需要加班到凌晨三四点。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跨年的钟声响起，我就要离开灯火明亮的家，在阵阵鞭炮声中走向单位。一路上没有几个行人，路灯幽暗的光照射在寂静的路面上，让人情不自禁地羡慕起万家团圆的幸福时刻。

翻译组的工作氛围特别和谐融洽，成员绝大部分都是中青年，老翻译家个个谦逊、温和。藏文编辑部有我仰慕的著名作家扎西班典和索朗，当时他们在藏语文学创作者中属于佼佼者，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榜样、追赶的目标。后来，我从翻译组调整到了时事组，跟随仁增白姆老师学习编辑稿件和画版，第一次接触到了编辑的整个流程。

几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调整到汉文编辑部，先后负责“阳光周末”“文化版”“雪莲花”等版面的编辑工作。在汉文编辑部工作期间，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做记者。现在跟年轻编辑交流时，我也常同他们提起在报社的这段经历。

一次，汉文编辑部的葛卫平副主任让我去采访藏热乡的一对夫妻，报道他们通过养殖奶牛致富，为本地青年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故事。稿件完成后，我画好版面，拿着稿件、照片、版面去葛卫平副主任那儿审稿。他看着版面开始皱眉，让我回去重新画版，我又画了三次，都没有通过。这让我心里非常焦急，印刷厂的工人不断打电话来催我送稿，但审稿不通过，我是无权送稿的。我的组长德吉卓嘎和副组长杨军录都帮着我画，但都没有通过。时间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葛卫平副主任这才拿出一张版面纸，亲自帮我画。站在一旁，我真切感受到他对业务的精熟，整个版面设计与众不同，我先前窝着的那股怨气悄然消失。接着，他又提出修改标题的要求。简单吃过午饭后，我又想了好几个标题拿过去审，但还是没有通过。来来回回折腾了好久，临近下班时，他帮我起了个标题——《藏热乡的“牛夫妻”》，一下起到了点睛的作用。那天，在排版工人的怨声载道中，我很晚才下班，但心里却很充实、很满意。

如今，我离开报社已有20多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心里一直感恩报社，怀念在报社时的那些难忘岁月和一同共事的所有人。

黄锡景

在藏北高原拾柴火

从1979年6月到1986年2月，我受河南日报社委派，到西藏支援《西藏日报》办报，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驻那曲记者站。

那曲长冬无夏，寒冷干燥，牧区的燃料主要是晒干后的牦牛粪。这里的牧民居住点和放牧点都十分分散，相距很远。我们骑马下乡采访，常常半天赶不到一个牧民居住点或放牧点，找不到地方吃饭。每逢这时，我们就找一个有淡水水源的地方停下来，分头寻找干牛粪作柴火，点着火，支上汉阳锅烧开水，再把自带的干馒头烤热，就着开水吃馒头，有时也煮些糌粑糊糊吃。

1980年11月初，我和记者站的陈忠传到巴青县采访，住在县招待所一间土墙铁皮顶、铺有几张老羊皮打地铺的房子里。招待所每天送来一筐干牛粪供我们作燃料。此时，藏北高原已是严冬，这点牛粪白天烧水、做饭，到夜晚取暖时就所剩无几，不到半夜就被冻醒了。由于大雪封山，招待所也无法到牧民那里购买更多的牛粪。第三天，我们到县城附近的拉西公社采访，从一条小山沟路过时，看到山沟两旁生长有低矮的灌木丛，有一些比小拇指还要细的干枯枝条散落在地上。陈忠传说，咱们可以把这些枝条捡拾回去当柴火。采访回来，我们捡了一小捆干枯枝条带回招待所生炉子。在之后的十几天里，我们每天吃过午饭就去捡柴火，以免除夜间受寒挨冻之苦。

西藏日报社对驻那曲记者站实行特殊政策，无论需要多少牛粪都予以报销。然而，1984年，藏北牧区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牛羊死亡率高，牧业年景不好，牧民收集的牛粪数量减少；加上八九月份雨雪天气多，牧民收集到的牛粪也无法晒干和储存，不少地方连牧民所需的燃料都比较紧张，更没有多余的牛粪出售，记者站托各种关系买到的牛粪，甚至不够使用一个月。我看到有些单位的人员开着汽车到草场上捡牛粪，于是也带着站里的几位年轻记者去捡牛粪。记者站没有汽车，只能骑着自行车到那曲镇周边的草场上捡拾。周边的草场面积不大，牧民饲养的牲畜少，草地上的牛粪也不多。我们一连几天出动，也没有捡到多少牛粪。到记者站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郑维富听说废弃轮胎可以烧火，而且耐火，就一直留意着哪里有废弃轮胎。他在采访时发现青藏公路旁边的一个垃圾坑里有一个废弃轮胎，就将它捡了回来。我们用斧头、刀子把它劈成碎块，备作燃料用。

一天，我到那曲县办事的途中，看到一处停工的建筑工地上，散落有一些碎木片、小木条和烂树皮，回到记者站后就带人前去捡拾。正在捡拾时，有人来巡查工地，来人是一个长期在那曲承包建筑工程的安徽人。我因多次采写过他们承建高原太阳能采暖房等工程的报道，与他很熟悉。他惊讶地问我们捡拾这些破玩意干啥？我回答说记者站缺乏过冬的燃料。他说：“这些东西捡回去也烧不了几天火。我们工程队的院子里还堆着一堆用不上的木材边角料，原是工程队用来烧火做饭的，现在大部分施工人员都回去了，留下的几个人也用不了多少，明天让人给你们送一些去，哪能让记者拾柴影响工作。”第二天，他果然派人给记者站送来了一车零碎木材，还有一壶供引火用的柴油。这可真是雪中送炭，缓解了记者站的燃料困难，让我们安安全全地度过了严酷而漫长的冬天。对于他们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一直心存感激，至今难忘。

宁世群

我与《西藏日报》文艺副刊

1980年，我从当时的日喀则地区计划经济委员会调到《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工作之前，曾在副刊上发表过许多文艺评论文章。因此，我到报社后，负责编辑文艺评论稿件。那时的《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名叫“今胜昔”。

我到西藏日报社工作之前，并不认识报社的任何人。上班后，许多人很惊讶：“你就是宁世群呀，这么年轻！”很多人读过我写的文艺评论，在他们的想象中，我应该是位戴着近视眼镜，充满学究味的老人。上班第一天，同组的降大任老师把他写的研究《仓央嘉措情歌》的文艺评论文章拿出来，要我提批评意见。降大任老师才华横溢，他可是端着菜碟、就着馒头，坐在办公桌前一口气“轰”出一篇响当当社论的大才子。他说主要是读了我写的《关于诗中议论》的文章，想让我谈谈仓央嘉措情歌中的议论入诗问题。我当时刚进藏不久，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仓央嘉措情歌，降大任老师的征求意见，客观上“迫使”我在私下里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时，文艺副刊隶属于汉编部文教组，组长是张成治老师，一个十八军老战士，也是老报人。他多才多艺：我们组版画版时，需要用尺子等工具量着计算字数、图片大小，他老人家功力深厚，组版画版，三两笔下去，绝对精准；他的书法不错，副刊组版讲究艺术效果，因此经常请他题写文章标题，然后制版。他对年轻人十分友善，经常诫勉鼓励。有一次，我与王崇寿结伴索要他的书法作品，他挥笔给王崇寿写了一幅“临渊羡鱼，莫如退而结网”，给我写了“苦中乐”三个字。

理论组紧邻文教组，由高延祥任组长。高老师永远是笑眯眯的模样，他不仅理论功底扎实，还是个有着文学梦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高老师拿着手稿对我说：“请你读后多提宝贵批评意见，但不要让别人看见。”那时候我年轻，读了他的小说后，十分坦诚地谈了我的看法，他也是一点都不生气。通过与高延祥老师的接触，我在理论方面也提高了不少。

当时在汉编部，想著书立说的人不少，蔡贤盛老师也是其中一个。有一次据说他拿到了较丰厚的稿费，文艺副刊组的同仁们跟着起哄，嚷着要他请客。蔡贤盛老师精打细算，从市场买来菜，在理论组刘忠老师的家里，大家一起动手，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搓了一顿。理论组的朱明海老师，每天夜间到办公室写小说。他很神秘，也很刻苦，小说写了几尺厚——主要原因是报社当时用的稿纸是每页200字，10万字就需要很多稿纸。他写的小说从不让人看，我曾问过他，他只说写的是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还有刘济民老师，不露声色，更是神秘，大家只知道他在写书，但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后来，我在新华书店见到过刘济民老师写的那本书，是介绍西藏山水风光的通俗读物，我特意买过一本。

后来我转去当记者后，在《西藏日报》上发表的主要是新闻稿，但我仍然惦记着副刊这块阵地。采访之余，我写了许多散文诗，报告文学、散文等，绝大多数发表在《西藏日报》上。我与《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就像草原上的黑牛毛帐篷与黑牛毛绳，牢牢拴着我悠远的思念和牵挂。

陈跃军

守望

1997年9月19日下午，在一家报刊亭里，我第一次邂逅还是黑白印刷的《西藏日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至今，我依然记得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对于刚刚离开故乡、初到高原的我来说，她像拉萨的夕阳一样，给人一股融融的暖意，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

在西藏农牧学院读书期间，学校为每个班级订阅了《西藏日报》，之后，她就成了我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的重要载体。但我最爱看的是“雪莲花”副刊，梦想有一天，自己写的“豆腐块”也能成为“雪莲花”的一片花瓣。

在错那县（现在的错那市）觉拉乡工作期间，我看到的《西藏日报》都是一周甚至半个月以前的报纸，但我依然读得津津有味。有段时间，我甚至可以用在学校学到的藏语，读《西藏日报》和《人民日报》藏文版的新闻标题和简单的内容。每天下午，我都会站在乡卫生院的坝子上，看有没有从县里来的车——无论是运货的大车，还是县里干部下乡或乡里干部出差回来的小车，都有可能捎回《西藏日报》和家信，乃至外面的消息。每次一拿到《西藏日报》，从国际动态到国内新闻，从专刊到副刊，从理论文章到评论，我都会认认真真地读。精彩的论述和文字，我还会抄录下来，甚至去背诵。有时候怕同事和群众笑话，就悄悄地找一块庄稼地，对着青稞、小麦、油菜和豌豆大声地读。读完了，我甚至觉得它们也听懂了，在风中微笑着点头。

在当时的山南地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我们地区及各县各项工作经验和新闻报道经常刊登在《西藏日报》上，我也在《西藏日报》上学习借鉴兄弟地市和县区的先进经验，《西藏日报》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助手。我的名字第一次登在《西藏日报》上，是2012年山南地区推进选派第一书记全覆盖工作时，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我和《西藏日报》融为了一体，成为了她的一部分。

在十多年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经历中，我接触到了许多基层党员干部，他们不仅是“两路”精神和老西藏精神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者和力行者。于是，我开始撰写《西藏记忆》系列文章，把各族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感人事迹写成小故事，记录他们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基层的奉献、对人民的赤诚，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向《西藏日报》投稿。刚开始，也是石沉大海。经过反复修改，终于有《边境书记》《阿玖尼尼》《穿越千山万水来爱你》《柴油叔叔》等一篇篇文章刊登在《西藏日报》上。我和《西藏日报》一起，记录下了在西藏革命建设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他们感天动地的故事。

到拉萨工作后，我写的《假如你在山南遇见我》等诗文先后刊登在《西藏日报》副刊上。那时候《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刚开始运营，我的许多文章又被编辑们再创作，变成有声文字，在“读西藏·晚安”栏目中播出。我的文字就这样随着主播们甜美的声音，走进了一个个读者和听众的心里，在一个个黑夜里引发共鸣。有的朋友听过后给我打电话，谈他们的感受，也有人指出文章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西藏日报》成了我成长进步的“助推器”。

快30年了，《西藏日报》早已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每天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翻看当天的报纸。那是真实的世界、火热的西藏，也是新时代前进的脚步、美好的未来。

嘎玛贡加

我与《西藏日报》的三十年情缘

今年是《西藏日报》创刊70周年，回望来时路，我与这份报纸结缘，至今已有整整30年。

1996年，我刚满16岁。因年少时未曾接受过正规教育，我只能自学藏文。那时，《西藏日报》是我每天的必读物，看着版面上一篇篇鲜活的新闻、一个个熟悉的作者名字，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朴素而执着的疑问：这些文字，是如何登上报纸的？

带着这份好奇，我向邮局工作人员请教。他们说，文章都是作者主动投稿，经报社编辑选用后刊发的。那一刻，我豁然开朗。原来，普通人也可以提笔写作，也可以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这个答案，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写作的种子。

自此，我开始尝试写稿。没有任何经验，只能一遍遍对照报纸上的新闻稿模仿学习。在县邮政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下，我将写好的稿件寄往西藏日报社，之后便开始了漫长而焦急的等待。报纸一到手，我就逐版逐页寻找自己的名字。每次去邮局寄稿，工作人员都会关切地问我：“稿子登出来了吗？”我只能笑着回答：“还没有。”

1998年秋天，我的第一篇新闻稿终于在《西藏日报》上发表了。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稿费通知单，在邮局领到了12元稿费。看到自己手写的文字变成印刷体，我内心满是感动，小心翼翼地将那份报纸珍藏起来。

此后，我坚持每月向《西藏日报》投稿。大约一年后，我被邀请加入报社通讯员队伍。报社每个季度还免费为我寄送《西藏新闻界》。这份小报在采访技巧、新闻写作等方面给了我极大指导和帮助，让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升。2000年前后，我的投稿内容逐渐丰富，除新闻稿件外，还积极创作文学作品、随笔等各类文稿，每年在《西藏日报》发表30至40篇文章，其中不少作品至今珍藏。

2004年，我揣着这几年积攒的一叠剪报，专程去拜访素未谋面的《西藏日报》的老师们。见到索南、顿珠等几位编辑老师时，我递上自己的剪报合集，向老师们介绍了自己。没想到老师们格外热情，不仅仔细翻阅了我的作品，还耐心跟我讲解新闻写作的技巧，知道我有文学创作的想法，叮嘱我“文学要扎根生活”。

2010年，在那曲市政协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上，我承担现场拍照任务。会场上，一位年轻记者也在拍摄，我们相互问候，并留下联系方式。没想到，正是这位老师带我走上汉文写作之路。他就是西藏日报社驻那曲记者站的赵书彬老师。

认识赵老师后，他耐心教我汉文基础知识，与我共同交流研究藏北历史文化。在长期的学习交流中，我的汉文水平逐步提升，阅读能力、听力和日常交流能力不断进步。我的汉语文学习之路，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后来，我与赵老师合作编撰那曲市相关文献辑注，也萌生了用汉文表达心声的想法，慢慢尝试撰写汉文新闻稿件。去年，我投出了我的第一篇汉文稿件，经过编辑老师的精心修改打磨，作品顺利发表。这让我更加坚定创作决心：今后不仅要用藏文创作，更要用汉文写作，让更多人读到我的作品，让各民族共享西藏文化魅力。

马玉荣

西藏，我感恩不尽

总有一个地方，会成就梦想；总有一个地方，会让你回头仰望。

记得那是1985年，我还是西藏军区汽车团的一名战士。平时爱看书的我，试着拿起笔写点东西。连队有一名超期服役的战士，探亲时与家乡的一位小学老师牵手结婚，成了连队的佳话，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经过采访，我写了一篇通讯《纯洁的爱情》，几经修改，终于在《西藏日报》发表了。这件事情对我的鼓舞极大，从此我下定决心要写文章。连队条件差，没有桌椅，我只能拿着看露天电影的小凳子，坐在床边写。本是汽车兵的我，时不时有文章在《西藏日报》等刊物发表，我也有幸成了团里的新闻人物。

从提笔写文章起，至今已有40年，回想走过的日子，总有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那时，作为一名义务兵，每月只有10元津贴，时不时收到3元、5元、10元、有时20元的稿费，称得上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也认识了许多报社的编辑和记者，他们给予了我太多帮助和教导，使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

入伍前，我只是高中学历，以我的知识积累，难以写出好的新闻。在连队，哪位战友有本好书或杂志，我总是想办法借来看。偶尔也用津贴和稿费买一些杂志看。连队里一位军校毕业的学生干部李泽成，有辆新自行车，每当我要到报社送稿时，他总是无偿借我使用，让我很是感激。

几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新闻报道员。从此，写作不仅是爱好，也是工作，更是任务。冬天，有时手冻得握不住笔，只好用温水泡一泡冻僵的手，擦干了再写。那时，我总会骑着自行车到西藏日报社送稿，也会把比较满意的稿子邮寄到区外报刊、电台。西藏日报社的杨尚迪、廖嘉兴等老师给予了我很大的关怀与帮助。他们总是耐心帮助我，并指出不足，有时还会拿起红笔现场帮我改稿。一篇篇稿子，在他们的删删改改中变得大不一样了。

写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不断学习，要有敏锐性和洞察力，要有调查研究、分析事物的能力，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工作日，时常加班写作到深夜，已是家常便饭。调到军区机关后，我专职负责新闻报道工作，成了西藏日报社的常客，几乎三两天就要去一趟。我们领导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方便我骑车去新闻单位送稿。

2004年的一天，西藏军区文工团的“当兵走西藏”文艺汇演在军区大礼堂举行，军区首长指示新闻稿第二天必须见报。演出结束时已接近晚上8点，我带着两位新闻干事急忙回到办公室写稿，完稿时已近10点，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西藏日报社。报社值夜班的领导知道后，立即让编辑编稿，并对我们说，要等晚上12点过后，如没有突发重大新闻，才能确定是否上稿。我与两位新闻干事在报社总编室守到深夜12点，定稿后才离开报社。

2009年，我从西藏回到成都，继续用好心中的笔，先后撰写了200多篇散文、诗歌、杂文、随笔、评论等，在全国各类媒体发表。其中有50多篇是写西藏的文章，《聂荣，永远不会忘记》等10多篇文章在《西藏日报》刊用，不少文章又被其他网站转载，让我非常感动。

我这大半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些文字；最有成就感的事，是让写下的文字变成铅印。回首写作之路，倍感荣幸与骄傲，我定将继续努力写下去。

西藏，我感恩不尽。

统筹：张晓明　次仁罗布

策划、组稿：尼玛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