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响应党中央号召，从北京调藏。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指定我的原单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选派3名年轻同志，支援西藏日报社。那时候我们心里没有自己、只有国家，国家派我们来，我们就来了，来了干什么呢？当摄影记者。当年7月初，我们与20多位入藏志士一起，坐一辆军用卡车从北京出发，经西宁、格尔木，摇晃着颠簸了21天，终于抵达拉萨。

图为1960年2月下旬，陈宗烈前往珠峰采访报道我国登山探险队从北坡攀登珠峰前，在西藏日报社门前留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进藏之初，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西藏工委要求进藏干部职工“人人必须‘过藏语关’”，报社对这项工作也抓得很紧，要求每天抽出两小时学藏语，雷打不动。我认真学了两个多月，就能用藏语同藏族同胞交流。

当时报社配发的相机十分破旧，数量又少，我记得有一台美国新闻镜箱，装用“散页”的感光胶片工作，一个暗盒只能装两页，拍完一张，然后翻面，再拍另一张；机身重约1公斤，现场拍摄新闻活动，非常不便。八廓街的商店里有进口相机卖，我看中一部徕卡，悄悄省吃俭用，半年里攒了700个银元，便买下用于拍照。

图为2026年3月19日，西藏日报社“老报人说”采访组在陈宗烈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住所开展口述采访。

图为陈宗烈向西藏日报社“老报人说”采访组展示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购买的徕卡相机。

《西藏日报》当时是自治区筹委会机关报，每天出4个版，主要是宣传党在西藏的各项方针政策，强调爱国一家、民族团结等等。入职不久，报社派我到那曲驻站，当地物质条件艰苦，常年见不着新鲜蔬菜和水果，我很快患了夜盲症，每到天黑，就什么都看不清。当地医院无药医治，有经验的藏族朋友告诉我一个土办法：吃些生肉能改善视力，我照办，果然奏效。由于工作积极认真，进藏第二年，我就被吸收入党了。后来，在报社编委会领导下，我曾主编过《高原画刊》《双周画刊》等专栏，社会反响较好。

图为1959年8月，堆龙德庆县桑莫村翻身农奴喜分牲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1956年至1980年间，我的足迹踏遍除阿里之外的西藏各地区，经历了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到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时期，见证了雪域高原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也留下了许多西藏的人文、地理、时政，以及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图片资料。2009年3月，我把100幅西藏摄影作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这也是国家博物馆首次关于西藏地区的专题性收藏。

图为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朗生”互助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0年，中央提出政策：进藏多年的干部职工，特别是任务结束了的，可以返回区外。于是，我提出了申请。当时，像我的同事尼玛次仁、阿多等已成为摄影骨干，我完全可以放心离开。再者，我年将半百，老伴又患有高原性心脏病，急需治疗；加上儿女年幼，正好回去上学。幸获报社领导批准，我不久便调至北京周报社上班。

图为2026年3月19日，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宗烈家中，西藏日报社“老报人说”采访组与陈宗烈夫妇合影。

我非常想念西藏，如果当年没能去西藏，我的思想觉悟也好，摄影、写作功底也好，都会大打折扣。我这一生最值得留恋的、最忘不了的、做梦都记得住的，就是在西藏的日子。我跟很多人都讲过，我去西藏去对了，各方面都受到了锻炼。有句老话说：“人生有三见：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雪域高原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图为2026年3月19日，陈宗烈向西藏日报社“老报人说”采访组展示他早期在西藏日报社工作的采访笔记。

今年是《西藏日报》创刊70周年，我是《西藏日报》创刊之初的见证者、亲历者，在藏时间达四分之一世纪，雪域高原那一段特殊的年代，我看到了，参与了，也记录了。未来无限光明，我对报社有信心，相信她一定能跟全国的报社并驾齐驱。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人生很短、也很难，要抓住重点，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陈宗烈简介

陈宗烈，生于1932年，江苏常州人，高级记者。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进藏，在西藏日报社任专职摄影记者，主编《高原画刊》《双周画刊》，多次深入农牧区记录农奴生活及西藏社会变革，代表作有《翻身农奴焚烧地契、文契和债约》《翻身农奴喜分牲畜》《向珠穆朗玛峰挺进》等，1981年调入北京周报社。1994年退休后，继续整理与西藏相关的画册、图（文）集，参编《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图说西藏古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