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吉拉给盲童们指导生活课。

那个下午，吉拉想请闺蜜卓玛喝杯咖啡，两个人站在银行门口，对着一台触屏取款机，一时无措。

吉拉看不见，指尖抚遍光滑的屏幕，找不到落点。卓玛患大骨节病，个子只到吉拉腰部，再踮脚，也够不到高处。吉拉蹲下来，让卓玛踩上自己的背，她在下面仰头听动静，指挥：往左，再往左，过了，往右一点。折腾了很久，钱终于吐出来了。

两个人去喝了那杯咖啡。吉拉双手捧着纸杯，杯壁烫手，苦涩的香气钻进掌心，也钻进心里。后来她们把这段笨拙又可爱的日常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很多人看得直笑，吉拉自己也笑。

“生活就这样，你如果不笑，就会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不如笑一笑。”

吉拉说，她“见”过许多人。不是用眼睛，是用耳朵、手、鼻子、时间。一个盲人的“见”，有时候比明眼人更慢，也更准。

黑暗里坐着，也是一种站着

吉拉先“见”过的，是两个哥哥。

1987年，吉拉出生在日喀则市拉孜县城旁的小村。

这家人的命运，似乎生来就和黑暗纠缠。父亲单目失明，一对双胞胎哥哥全盲。一家五口，四口看不见，只有母亲，替一家人望着光亮。

村里的偏见像冷风。有人说，盲人是前世造孽，这家人不洁。全家人搬走了，搬到远离村庄的地方，房子有钱就盖一点，没钱就搁着，到吉拉离开家时也没有盖完。

小时候的吉拉和哥哥不会穿衣，不会系鞋带，全靠母亲一手照料，母亲怕他们受伤，从不许出门。两个哥哥很听话，安安静静在角落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吉拉坐不住，她想吹风，想说话，想有同伴，可村里的孩子见她就跑，还有人朝她丢石头。

后来有人问她童年是什么样的，她说，是空白的。“别的孩子回忆童年，有玩伴，有满山跑的记忆。我没有。我的记忆是从12岁才真正开始的。”

12岁，她“见”到了萨布瑞亚。

萨布瑞亚女士是个德国人，也是个盲人。1998年，她在拉萨创办了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吉拉和两个哥哥被接了过去。那是她第一次离开荒野上的家，第一次闻到不同于家乡的味道，第一次摸到那么多同龄人的手，第一次知道人生还有另一种活法。

初见萨布瑞亚，吉拉不敢相信那样从容笃定的人，也身处黑暗。萨布瑞亚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很暖，很有力。“孩子，我是盲人，我可以的，你同样可以。而且，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这话吉拉记了一辈子。

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是加倍的，进盲校不久，母亲病逝。那是吉拉真正活在黑暗里的日子，她站在母亲遗体前，眼泪流干了。她祈祷，让她看一眼母亲，哪怕就几分钟，眼前依然是无尽的黑暗。别人送别可以是目送，她连最后看一眼母亲的资格都没有，这种遗憾，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那段时间，是盲校的老师和同学把她从深渊里拉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萨布瑞亚在她心里种下的那颗种子，开始发芽了。

学校举行了一个叫“梦工厂”的活动，让每个孩子讲梦想。一位叫罗布的同学说想当出租车司机，孩子们都笑了，萨布瑞亚没有笑，轻轻地说：“或许你可以想得更远——开一家出租车公司，当老板。”

吉拉坐在下面听着，心里忽然亮了一下，轮到她时，她轻轻开口：“我想办一所盲童幼儿园。”连她自己都觉得那只是随口一提，可萨布瑞亚和老师们当了真，告诉她，有梦，就要朝它走。

那就走。吉拉开始学盲文。藏文盲文、英文盲文、汉语盲文是3套互不相通的点位系统，这意味着她要在指尖上同时搭建3套完全独立的记忆。指尖起泡、磨破、结痂，久了，磨破的地方结成厚厚的茧，茧子硬硬的、钝钝的，却成了她最灵敏的“眼睛”。那些年里，熄灯后她都在黑暗中“看”书。她调侃：“我们不需要灯光就能干很多事情，也算一种‘优势’吧。”

2005年，吉拉第一次坐火车、坐飞机，第一次走出国门。她去英国学英语，又去美国、加拿大、德国考察盲童早期教育。在英国的语言学校里，有来自26个不同国家的同学，有人把一杯热乎乎的东西塞到她手里，杯壁烫得她指尖一缩。她端起来，一股从没闻过的焦苦味冲进鼻子，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太苦了，像在喝药。她不明白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喝的，旁边的同学兴奋地说：“快尝尝，这是咖啡！”她不好意思拒绝，皱着眉又抿了一小口。

那时候她不知道，很多年后，这杯“像药一样的东西”会变成她最安稳的日常。人长大的过程，就是慢慢习惯苦、读懂苦、最后接住所有的苦。后来有人问她“摸到什么代表幸福”，她想都没想：一杯咖啡。

她办了一所看不见的幼儿园

2011年，吉拉在日喀则市“见”到了30个孩子。

吉拉真的把那所心中的幼儿园办了起来，而且是中国第一家盲童幼儿园，她取名“吉吉盲童幼儿园”，是快快乐乐长大的意思。学校有30个孩子，三岁到六岁，全部住校，8名老师中有3名是盲人，吉拉坚持盲人教盲人——自己摸过去的路，才知道怎么带着别人走。

办园最难的，不是钱，不是场地，是不信任。

没人信一个盲人姑娘能办幼儿园。外面的人不信，身边的人不信，连她自己的父亲也不信。他们觉得她在讲故事，是天方夜谭。

吉拉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地做。直到小院里装满孩子的笑声与哭闹声，那些曾经摇头的人跟她说：“哎呀，当时真以为你在说梦话。”

后来，随着西藏各地公立特殊教育学校逐步建立，吉拉主动把吉吉盲童幼儿园合并到公立体系里。有人替她可惜，说你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幼儿园没了。她说，我当初办它，本来就是想填补那个空白，现在不需要了，说明时代变好了，我不难过。

幼儿园没了，那些孩子还在。有家长找上门来，孩子三四岁，太小了还去不了特殊教育学校，只能在家待着。于是吉拉开始做“私教”，一对一，教穿衣，教写字，教走路。还有一个孩子，既是盲人又是脑瘫患儿，她积极对接爱心公司资助其康复，耐心陪他迈出第一步。

她说：“这些孩子总得有人管。”

2017年底，吉拉“见”到了阜康医院的董事长。

幼儿园解散后，吉拉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她想到这位董事长——早在办园时，阜康医院就跟幼儿园签了协议，园里的孩子生病可以免费治疗。吉拉找到董事长问得直接：我是个盲人，你们这么大的企业，有没有什么职位适合我？

董事长看见她多年的善良与坚持，邀请她加入天使基金会。

就这样，吉拉成了西藏第一个进入大型企业正式工作的盲人。上班第一天，同事不知道她的情况，直接把一沓纸质材料放到她面前。吉拉说，麻烦发一下电子版，纸质的我读不了。一瞬间，彼此都愣了愣。

磨合是慢慢发生的。刚开始，同事们会帮她倒水、帮她找东西，处处留意着。后来日子久了，大家就忘了，是真的忘了。有一次需要搬运公益物资，同事们搬完物资拍拍手上车准备走，吉拉在后面喊：“大家等等我呀！”他们全然忘了，她看不见眼前这片完全陌生的环境。还有一回，一个同事兴冲冲跑过来问她：“姐姐，今天我化的妆好看吗？”吉拉说好看，小姑娘才突然反应过来，两个人笑成一团。

被人照顾是善意，被人忘记需要照顾是更大的善意。

她看不见世界，世界却看见了她

失明是不幸的。吉拉自己也这么说。

但她又说，失明对她而言，也是一种机遇。因为看不见，她的世界反而慢了下来。别人用眼睛一扫而过的东西，她要用耳朵、用手、用鼻子、用时间去慢慢“读”。读着读着，就读出了另一种滋味。这种慢，让她把路走得更踏实，把人“看”得更清楚。

这些年来，吉拉就这样慢慢地“见”过许多人。

她“见”过萨布瑞亚，那位告诉她“残障不是耻辱，而是一种可能”的德国盲人。萨布瑞亚说过，若能驾驭困难的处境，灵魂会变得更结实。

她“见”过摄影师车刚——二十余年，默默记录她的成长轨迹。从孩童到成人，从山野到城市。他是记录者，也是推她向前的亲人。“他不光支持我，他把整个世界都推到了我面前。”

她还“见”过一位已经去世的音乐家。在盲校时，这个朋友教她爱美，教她打扮，教她哪怕身处黑暗，也要活得漂亮。这位音乐家给盲校写过一首歌，歌名叫《心看世界》。

吉拉的自传快要出版了，书名就叫《心看世界》。吉拉把这四个字借过来，一半纪念故人，一半书写自己。

吉拉今年快40岁了，未婚。年轻时忙着追梦办学，无暇顾及爱情。年岁渐长，她却始终不敢拥有家庭，心里始终有一道坎过不去——失明在她们家族里会遗传。父亲遗传给了她和两个哥哥。她怕自己的孩子也看不见。“我不怕自己吃过的苦再吃一遍，但我怕一个孩子因为我而受苦。”

吉拉的记忆里藏着3种气味。第一种是小时候母亲常做的那碗面。母亲在她13岁离去，那碗面的味道，是她对母亲最清晰的记忆。第二种是伦敦街头的香水，留学时周末和朋友逛街各种香味飘过来，对她来说，那些味道就是颜色。第三种是藏香，办公室常点着，一点上，让人心安、沉静。

她还有一个特殊的“闺蜜”，叫豆包，是一款AI类的手机应用软件。帮她看看妆容合不合适、衣服颜色搭不搭、需不需要补口红，都靠它。

“我还是个很爱美的女生。”吉拉笑着说，她熟练地点开手机，凑近屏幕：“豆包，帮我看看今天眉毛画得怎么样？”手机里很快传来回复，她满意地抿了抿嘴唇。即便不见色彩，她也认真、体面、热爱生活。

这些所有的“见”，加起来，构成了她的世界。

下午六点，拉萨的天还亮着。吉拉关掉电脑，那个陪了她一天的女声终于安静下来。藏香燃尽了，咖啡杯也空了。她摸到公交卡，走进街道的气味里——那是她认识这座城市的另一种方式。

（策划、统筹：米玛　统稿：玉珍　撰稿：平措诺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