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朗东·多吉卓嘎在自家院落里翻阅已出版的《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

红山之上，是布达拉宫。

朗东·多吉卓嘎不记得自己爬了多少趟。她只知道，上山是为古籍，下山也是。

小时候，她家里有很多古籍，每一页的边角都盖着一枚红色印章——一个藏文的“朗”字。后来，那些古籍多数不见了。与她几岁时目睹过的那场火有关。60多年过去了，那个场景时而浮现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图书馆的活儿，如果想干，有干不完的活儿。”她说，“我经常多管闲事。”她说的闲事，是别人家的古籍。哪个寺庙可能有，哪户人家藏着一两本，她知道了便再也坐不住。为这事，她在年过半百时每日爬红山，还曾在阿里骑马翻山两三天，只为带回两三页纸。

她用将近半生岁月，把散落在尘埃里的古籍，一本一本聚拢回来。

一间空房

上世纪60年代，朗东·多吉卓嘎的家在八廓古城，父亲曾是旧西藏地方政府最后一任阿里噶本。因这出身，家里的古籍几乎散尽。

那会儿她太小，见不到远在阿里的父亲，只记得一些模糊的场面。

1969年，她即将离家参加工作。记得那一天——同去参加工作的人里，她最小，还未成年。大家都被集中在八廓古城松曲热瓦（注：讲经广场），一起坐上了大车，沿着山路，弯弯绕绕，开向未知。

她被分配到拉萨某兵站下属的砖瓦厂，后来才知道那地方在曲水。因为年纪太小，负责人没让她下车间，只让她跟着一位当地老人放牧——而其他人，并没有这样的运气。

在部队十六年，她放过牧，干过糙活，后来去了兵站医务室当卫生员。每月工资换成青油、酥油、白糖、肥皂，在休息日背回家。至今她仍时常感慨：“我是幸运的，部队待我有恩情。”

在此期间，她一直没放下书本。父亲回家后反复说：“一定不要放弃学业。”

1985年，28岁的她有机会去西藏大学进修，部队领导只叮嘱“要珍惜进修机会”。她在此期间自学拿下中专文凭。

正是在藏大师从前辈们由浅入深的学习里，她被藏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古籍。

后来，从藏大分出的藏医系与西藏自治区藏医学校合并成立西藏藏医学院时，她是筹备小组成员，并正式调入这所高校，负责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她读完了大专。

记得那天，扛着从藏大藏医系资料室拿来的几麻袋书，走进那间空房时，她既兴奋又忐忑。

可图书馆起初就她一个人，每年经费不足两千元。教学老师拿着写有书名的纸来问“有没有”，她总摇头，来人满眼失望而归。“慢慢地，我感觉到一种紧迫感，”她说，“图书馆没有需要的书籍，好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从那时起，她开始有意无意地找书，靠各种关系打听，偶尔能找到一两部。直到2010年，她把目光投向布达拉宫——父亲曾告诉她，布达拉宫收藏的藏文古籍最广最全。无论个人还是寺院的手抄本，几乎都能在那里找到另一个备份。而藏医药和天文历算的部分，正是那所初建不久的学院图书馆最紧缺的。

红山之上

“别做梦了。”时任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的强巴格桑把介绍信推回来，“古籍不会离开布宫。”朗东·多吉卓嘎愣在那里。她是一大早揣着介绍信，一步步爬上红山的。可那句“别做梦了”又重复了好几次，令她不知所措。

但她没走。她一次次解释，他一次次摇头。

后来，她前后跑了上百趟红山，仍被拒。

但她不服气。每次去，都要跟人家聊很久才肯下山。有一次，她聊到：布达拉宫历史上不是没有失过火，万一古籍不测，扫描件就是万全之策。“你说的这个有道理。”话虽如此，强巴格桑仍未松口。

她懂他的谨慎。也正因如此，她一趟趟地来，从不气馁。

直到又一次，她说：写这些古籍的先辈，难道初衷是让后人在书前碰额头、贴福分？他们是希望有人将它翻开，从里面找到治病的方剂和智慧，去造福更多的人。

这一次，强巴格桑沉默了很久。“你一趟趟地来，是想让古籍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明白。”他终于答应开一次党委会议。

她后来常说，布达拉宫里的文物能安然保存到今天，是因为有许多像强巴格桑那样的人守护。2010年的某一天，当她第一次真正走进布达拉宫古籍库房，看到那么多古籍完好无损地放置在层层木格里，她哭了。父亲说的没错——它们真的在这里。

领她进库房的工作人员看她这样，有些错愕，问：“多吉卓嘎老师，您这是怎么啦？”又说：“您别哭啊——不是都答应每天让扫描一部吗？”她一听，又笑了。但真正的艰难也从那时才开始。

布宫的规定是：一天借一部古籍，下午四点前归还。她每天清晨7点半从家出发，乘车到红山脚下，再一步步爬上去。古籍出库前，要拿到四个处室的签字，最后盖上章子后，由一位文博对接人和一位僧人陪她把古籍背下山，带到藏医学院图书馆，摊开，数页，扫描，校对，再看着他们背回布宫，入库前还要再验一遍。“古籍全程由他们拿，每天都是。”她说，“差不多一年，大家都没怎么休息过。”

那些日子，她总事先在借阅目录里把需要的古籍一部部指出来，作为待借书目。最终，仅布达拉宫馆藏就影印了30部珍本。

出版署名时，她坚持在西藏藏医学院、西藏人民出版社之外，加上布达拉宫管理处的名字。所有扫描后未被采用的资料，她都制成光盘，全部返还布宫。

在此之前，她还从零起步学习编写古籍文献目录，并于2008年出版了《藏医药天文历算文献目录》，一百三十余万字，令那些千辛万苦找回来的书，有了能被检索的“身份证”。

完成布达拉宫的古籍搜集后，她开始往更远处走。从全区74个县市（区）到全国，她带着年轻人地毯式地开展调研和搜索。如果找到了需要的古籍，人家又同意，不管白天黑夜，他们就在现场立马扫描。遇到没电的地方，他们就想尽办法找来发电机。

丁青县藏医院院长是西藏藏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临近下班时只好把她们锁在扫描室里：“你们继续扫，饿了有开水和方便面。”她们干了一宿；她前后三次进出阿里，有时骑马两三天，有时徒步走半天，只为带回两三页珍贵资料。

在普兰县，一位民间老医生起初不肯借，听说她是过去阿里噶本朗东家最小的女儿，立刻起身献了哈达，又问：“那个扫描的机器很大吗？”她指着茶桌说，“只占一角。”老人笑了，点了头。那一夜又是一场硬仗。

到她退休前，六千部古籍进了藏医学院图书馆。那间她曾经接手的空房，终于不再是一具空壳。但她也明白，找书的路她坚持了十来年，而守护这些书的路，才刚开启。

最后十部

2017年退休后，朗东·多吉卓嘎本可以歇着，但她没有。这两年，西藏藏医药大学新校区离市区太远，她在家里单独辟出一间办公室，从学校借来设备，带着团队和学生扫描、录入。来帮忙的年轻人，她免费提供午饭，一月一记考勤，工资她先垫着。校领导知道后说：“这是学校的事，你这样拿工资垫，不合适。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她说先干着，做一点是一点。

十六年、十四万公里，一百部《中国藏医药影印古籍珍本》丛书正在走向收官。已出版的80册，成为藏医和高校研究机构的案头书。而最后十部，她想从家族藏书与个人收藏中拣选。

几天前，她把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请到家里，花了两天时间鉴定家族劫后仅存的古籍，出具年代报告。

那些如今散落在她家办公桌、床头上的家族古籍，每一页边角盖着的藏文“朗”字依旧清晰。它们是如何躲过那个年代，她从不曾细问。当年父亲平安回家后，一部分旧物留了下来，包括这些典籍。

她喜欢把这些古籍拿出来，让年轻人看每道装帧工序——从木板尺寸到布料大小——她想让后人知道，一部传世古籍是怎么被包出来，再传下去的。

她也习惯性地盯在一旁，看一部影印珍本，从收集、扫描、修复、彩印、校对、排版……如何走完那37道工序。

“图书是要人看的，而不是摆设。”她说，“先辈们把这些治病救人的方法留在古籍里，就是想让后人打开它、用它，最终为人类健康尽一份绵薄之力——这才是先辈们写下它们的本意。”

为了这个目标，她带领团队完成近三万五千页古籍的数字化；早年她还力邀唐卡大师丹巴绕旦带着为数不多的徒弟绘制八十多幅藏医药教学唐卡——这些唐卡至今仍是教学用的范本，也是珍贵文物。第一批申遗项目中，七成申报量有她曾奔走的身影。

年近七十，同事管她叫“老黄牛”，她听完大笑。现在，她不用奔波，每天在家里与年轻人续上一杯甜茶，翻开下一页古籍，扫描、录入、校对。

她喜欢这份工作，喜欢与古籍相伴的每一天。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纸片，如今正被她一页页聚拢回来，包好、编目、影印、传世。她笑着，继续下一道工序。

（策划、统筹：米玛 统稿：玉珍 撰稿：晓勇 摄影：晓勇）

撰稿人语

与朗东·多吉卓嘎老师相识于2014年春天。这些年也未曾断联。她出身旧西藏的贵族家庭，幼年便见过许多好东西，也在极短时间内失去很多。在她家藏式小客厅里，老照片挂于墙上或摆在桌边，黑白影像中的贵族后裔们年轻而优雅。但她从不主动提起照片里的那些人——除了父亲。她很少谈及往昔岁月里的那些事。

为团队出饭钱、垫工资，她总说得轻松：“我一个老太婆，一件衣服穿十年，房子是父母留下的。”

整理录音时，她爽朗的笑声总穿透设备传来。但许多事她不细说，或说了补一句“这个你不要写”。看得出，她的心很满——她常提起那些帮过她的人：德高望重的国医大师强巴赤列和占堆以及措如·才郎大师，还有许多合作过的单位。她说，没有他们，她做不成这些事。

而她所做的，不只是为了把古籍留下来。她希望有人打开古籍，去使用、去研究、去传承。

那一代人的命运起落与文化坚守，仿佛浓缩在她身上——见过璀璨，历经劫难，最后用余生把散落的纸片一页页找回去。

我问她，做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她笑：“快了。”她说，忙完手头事，她计划写一本书，把自己干过的事写下来。

那场火曾让她恐惧，如今也救赎了她。她在留住古籍的岁月里，安住了内心的那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