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赞的援藏趣忆之三：诚能融冰（上）

    本人性憨心痴，不善交际，不会说话，不懂察颜观色，只知埋头傻干，人说“只会低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笨牛一头。天性啊，正如一位怪人所说，爹妈给的（既有先天遗传，也有后天教导）嘛，有什么法呢！

    1987年被评为全市优秀共产党员，1988年被市政府命名为优秀教师标兵，1990年被评为省优秀教师。人人都说时来运转，华盖罩头，正是鲜花铺地前途似锦之时。然而，1990年为了援藏，竟不领学校领导真诚劝留之情，不顾上有八十五岁老母下有两名学龄幼子的家庭困难，也不屑“镀金”“捞资本”的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也不听亲朋好友“西天绝地，凶多吉少”的苦苦相劝，一根筋不转弯，死活争得了全市唯一的名额。虽然年届不惑，却依然激情燃烧，豪情冲霄，执着不减当年。

    火车、飞机、汽车，辗转近20天，8月下旬来到日喀则。看到街头那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心里阵阵冲动，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使命的重大，迫切及待地希望早一天将他们培养成凌空翱翔的雄鹰。可眼见着亚东、樟木、仁布、昂仁、拉孜等各小组陆续奔赴教学点，而我们萨迦小组却滞留招待所迟迟不动，心里由纳闷儿到焦虑，几次找队长赵维东同志和教体局领导询问，回答除了“先不着急”，就是“耐心等待”。等待，三天可以，五日也行，可一待就是20多天，不明原因，耐心渐渐经受不住了。终于，9月下旬的某一天得到了出发的通知。心急火燎，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7人（青岛5人，济宁1人，聊城1人）就披星戴月、大箱小包地赶赴日喀则汽车站。经过一天盘山路剧烈颠簸，又满天星斗月地抵达了目的地萨迦县中学。

    本以为，不远万里，热心援藏，怎么说也是一种善举，一份功德，信佛的藏胞必定会哈达、锣鼓地热情迎接。可是，当我们肩扛提手地进了校园，竟然空空荡荡，不见一人。有些不解，有些失落，有些惆怅，一身疲惫。没法，初来乍到，满眼陌生，只能等待。终于，看到了一位男生，如在黑暗中摸索而看到了一络灯光，我们急切地将他喊住，告诉他我们是援藏教学队，请他去通知校长。但是，泥牛入海，一去再无消息。只能是继续痴等。过了好大一会儿，谢天谢地，终于又等来了一位男生，我们以为藏族学生不懂汉语，就连说带比划，请他请校长出来安排。可是结果依然是漫长等待。看来，耗下去我们得在空旷的院子里过夜了。求人不如求自己，我和张丕河这正副分队长义不容辞，几分慷慨几分悲凉地决定亲自去找校长。随手逮住一名学生带路，来到了校长家门口，学生说了声“校长叫琼达”，用力将我们推进校长家里就遛走了。出乎意外，校长大方给我们吃了闭门羹：只管自己低头吃饭，一口炖牛肉，一口青稞酒。阵阵飘散着的酒肉香，逗引得饿了一天的肚子直叫唤。我们不忘使命，左一声“校长好！”的殷勤问候，右一句“我们是援藏教学队的”的自我介绍，可人家就是不理不睬只管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视我们如无物，晾着我们让我们自己体会什么叫尴尬。真正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犹如一瓢凉水当头浇，从皮凉到心。“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不说怨愤是假的。

    终于，校长吃饱喝足，直直懒腰，打打饱咯，又滋润了几杯酥油茶，然后才抹抹嘴，颐指气使地一呶嘴：“去隔壁找总务主任！”那派头，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全然没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人是铁，饮是钢，我们从凌晨7点（相当于北京时间5点）折腾到晚上近9点多，10多个小时没吃喝，我俩恳求校长给弄点儿饭。校长说，伙房早已下班了，自己想法吧。自己想法儿！怎样想？难道我们是孙猴子会变吗？当然不会！只得到隔壁找总务主任去。总务主任倒挺憨厚，用手电照着库房杂物堆中的一个大铁皮炉子和一堆旧烟筒让我们拿走，自己抱了一抱松枝，然后将我们领进宿舍。宿舍很宽敞，三间门朝北的大空房，只是门破铁链锁不紧，房子里成了狗群的天堂。除了七八张东倒西歪的旧折叠床和二三张破课桌，就是满地碎草、狗粪和半尺多厚的脏土。 “自己想法儿”，只能想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家七手八脚，有的架炉子，有的装烟筒，有人用手电照着去七八米深的井里打来水，有人举起五六十斤的大石头砸松柴（主任说学校没有斧子，没有柴刀，伙房里师傅们都是这么做）——有一种一下子回到了几万年前老祖先们原始生活的感觉。主任特意说，校长交待，松柴以1角7分钱1斤到伙房里去买，或者自己到农牧民家里买牛粪烧。他颇有歉意地解释说，西藏唯一的燃料是牛粪，松柴很宝贵，日喀地区只有定结县4500至5000米的山上才有少许爬地松，因为萨迦县中学为定结县培养学生，人家才卖给点儿，连县委县政府都买不敢奢望。肚子的咕咕抗议，让我们无心倾听这些唠叨，只想急着动手生火做饭。铁皮炉子又叫牛粪炉子，上面有开口两个，前口坐锅，后口炖水壶。也算我们有先见之明吧，在日喀则买的一大纸盒子黑面条和一编织袋子大萝卜关键时刻救了急。砍碎萝卜，和着面条一起煮。真所谓饥不择食，高原气压低，也等不及全熟，大家一边闭眼咳嗽（主任说烟筒不能伸到屋外浪费，因而满屋子生烟），一边狼吞虎咽，满满一锅面条，三下五除二地，连面带汤，一扫而光。毕是海拔4千多米的高原，颠簸了一天，又忙活了这一阵子，早就头晕眼花，浑身瘫软，困得支撑不住了。不等放下碗筷，便迫不及待想上床睡觉。可是，床铺没支，被褥没有不得不再来一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因为人毕竟是人，总不能像狗一样席地而卧不是！两人跟着总务主任去领铺盖，余者扫地的扫地，撮垃圾的撮垃圾，架床的架床，又折腾了接近1小时，直到凌晨1点才上床。第二天一大早就大家醒了，异口同声地喊冷得睡不着：每人两条又旧又薄的被子、一条褥子，连个枕头也没有，根本抵御不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高原天气。找学校要求再加点被褥，学校说没条件如此，爱莫能助。早已听说西藏条件差，但从未想到如此差。虽然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过决心，但面对现实大家心里还是有些凉。

    如果说生活条件差还可以忍受，而更加让人心里凉透的是工作权力被剥夺。教师援藏，顾名思义，任务当然是援助教学。可当我们要求上课时，校长总说：休息！再次要求，还是“休息”！休息？休息还用得着到西藏吗？！在我们坚决地、反复地恳求下，不得已，学校给安排了工作。什么工作？说来让人可笑：给藏族老师当助教——批批作业，当然，也可以当卫生员，负责打扫各教研组的卫生。本来嘛，地区教体局办公室主任宋志江同志向我们介绍说，内地教师教学水平不用担心，一般都比藏族老师高。可我们，包括我这讲师、省优秀教师、市科学技术拔尖人才，竟然只给藏族老师批作业和打扫卫生！大家心里不平是自然而然的，何况学校很缺一线教师呢！不正常，有猫腻！大家共同的结论是：学校对援藏教师有成见。

    人家有成见，咱就得想法消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良好的表现来改变。也是的，人心都是肉长的，窦娥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只要真诚，也一定能改变校长对我们的看法。于是，我们每天早早吃完饭，先将各自教研组办公室的地面扫光，将桌面抹净，将玻璃擦亮，连走廊里也洒水拖净，然后精批细改作业。天天如此，不厌其烦。常言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不久，常有藏族老师称说有事请我们代课。这成了展示我们的好时机。我们充分备课，认真讲授，深受学生好评和欢迎。藏族老师们甘愿本末倒置给我们当助教——乐得自身清闲轻松。事情渐渐璺进校长的耳朵里，他也就半推半就睁眼闭眼地默认了，再不久，他更公开说我们是教学骨干，表扬奖励，大力号召全体教职员工向我们援藏教师学习。我们心里的冰雪就这样消融了。

    后来，虽然我调到了地区师范，但拉琼校长还是和我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只要拉琼校长到日喀则，必定会请我去他下榻之处促膝长谈。藏族人淳朴直率，心胸坦诚，敢于承担，爱恨分明。他对曾经给我们的冷遇，深表歉意和追诲，对当初拒绝接受我们的原因也彻底交了底。萨迦中学前几批援藏教师有人的表现实在让人难以恭维（这里的不说具体人的名字啦，但绝对真实），贪杯酗酒，不认真工作，不单自己喝，还要拉上藏族老师喝，常常酩酊大醉，耍酒风闹事，生活作风也不很规矩，影响相当差劲。援藏不能善始，更不能善终，这让校长不能容忍。拉琼校长说，不管如何，不远万里，抛家舍业，在艰苦中度过了两年，临别学校还是要表示一下的。台子扎好了，全体师生集合齐了，就准备向他们献哈达了。可就在这时，总务主任报告说，援藏教师宿舍里学校借给的200多元一条的毛毯和各种炊事用具不见了，屋子里尽是些破锅破暖壶，床铺桌椅横七竖八，一片狼藉，不堪入目。经了解，毛毯是他们偷偷寄回了家，借给的高压锅、暖水瓶、菜刀、面板等用品都私自送给了外单位的汉族人。校长一怒之下，下令集合好的师生一律回教室，欢送活动取消，任其狼狈离开。他不好意思地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这些援藏教师给学校添了堵，所以就再也不想自找麻烦了，没想到我们这批竟是这么出色。我和拉琼心中的冰都永远地消融了。

    是啊，一个老鼠可以坏掉一锅汤。拉琼校长前倨而后恭，不是他自身人品有问题，而是别人刺痛了他的心。人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我们，却是前人惹事，后人受罚。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