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高原

    梦之一：布达拉宫前，人们转起了经桶；

    梦之二：大昭寺门前虔诚的藏胞磕着长头；

    梦之三：宗山脚下，年楚河边，马蹄声笃笃传来，达马节欢快的锅庄舞，莫不是电影《红河谷》在拍摄？

    时间荏苒，转眼二十三个春秋过去了，在离开西藏的这些日日夜夜里，我无时不在思念高原雪域的阳光、雪山、草原、寺庙、雄鹰、牦牛……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勤劳朴实的藏族同胞和那些求知若渴的孩子们。

    进 藏

    1982年的盛夏，我们告别家乡，告别父母乡亲，千里迢迢从泰山脚下来到雅鲁藏布江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向高原，走进雪山。

    从拉萨、日喀则到江孜，一路风尘，所到之处，无不充满新鲜、神气的色彩，藏族兄弟的豪爽热情，更使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内地人心怀激荡。

    江孜位于萨迦、日喀则之东，亚东关口之北，是三地通往拉萨的必经之地，故佛教徒和商贾游人多汇于此。

    江孜县城海拔4050米，城中有著名的白居寺和宗山。

    我们支教的江孜中学就坐落在宗山脚下，这是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周围五六个县的孩子都到这里上学。江孜是风口，冬季风沙特别大。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大家有些不适应。郑堆校长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这人面容和蔼，很体贴人，鼓励我们克服困难，还时常提醒我们坚持“两个离不开”。一个学期下来，我们逐步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和生活，在学校和藏族同胞的帮助下，共同克服了高原反应，并和师生们打成了一片。

    支 教

    我们的任务是教学生、带老师。由于学校缺师资，教学队的同志大多数既教高中又教初中。那时，我教着初三和高三的化学课程，另外辅导着一位藏族教师，工作量是内地的两倍还多，也亏在藏无牵无挂，白天上课，晚上备课，常常到深夜。

    我辅导的藏族老师叫西洛，毕业于拉萨师范学院。开始我接受任务时有点畏难，心想，人家是本科毕业，我才是个专科，怕带不了这个徒，弄不好还会影响藏汉关系。郑堆校长知道这一情况后专门找我谈话，并鼓励我放下顾虑，正确对待。我没有理由打退堂鼓，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初的想法是多余的。

    西洛老师人很好，朴实无华，勤奋好学。课堂上，我讲她听，听完了我让她再讲，我再听；在实验室里，我手把手教，她认真仔细学；课后我们一起备课，互相学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能独立上课、做实验了，看到西洛老师的进步，我从内心感到欣慰。

    有一天，西洛老师提着一桶菜籽油来到我的宿舍，她感激地对我说：“格拉，你们教学队的供应少，俺家的食油又吃不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当时，也许是因为感动，想谢绝却道不出理由。

    从那之后，我更加珍惜藏汉之间的情谊，主动为同学们着想，替学校分忧。高三毕业班的生物一直没人教，郑堆校长原打算聘请江孜医院的大夫来上课，知道这个情况后，我想，我是华东师大生物函授生，何不为学校多分担点义务呢？便主动找到校长请缨，郑堆一听高兴的说：“我正为此犯愁呢，这下可帮了大忙了。”就这样我把高三的生物课接了下来，不仅为学校节约了费用，还为迎接高考解了燃眉之急。

    离 别

    两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我们在藏期间却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从心灵上得到了在内地得不到的收获，与西藏的这片热土以及藏族人民结下了永恒的友谊。

    听说教学队要走，藏族师生割舍不下，无奈，学校为此停了课，夹道欢送。我们找到校长恳求：“不必耽误孩子们的学习。”郑堆校长说：“就让他们送送你们吧，不然他们上课也不安心。”就这样孩子们用他们民族的崇高礼仪献给教学队员们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把我们送到两华里外的江孜的行车点。车子开动了，孩子们硬是把着车窗不让走，我们一边挥手告别，一边嘱咐司机开慢些，车子缓缓离去，孩子们潸然泪下，我们也禁不住哭了。

    回到山东，大家奔赴各自不同的岗位，这些年来，尽管工作忙忙碌碌，但对西藏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唱歌愿唱西藏的歌，跳舞愿跳西藏的舞，打开电视只要看到西藏的镜头总是全神贯注，每次都不让家人换台。说心里话，连做梦都想回西藏看看，特别是每当收到藏族师生的来信，更激起我内心的欲望和美好的回忆。终于，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作为旅游局长去成都参加旅交会，再次踏上西藏这片热土。重温拉萨，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激动，那修葺一新的布达拉宫，巍峨壮丽的大昭寺，宽敞的马路，繁华的八角街，每到之处，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景象。

    遗憾的是，这次没能去成江孜，那边正修路，但我想还会有机会的，到那时西藏肯定会更好。

    (该文章是我会副会长徐文理原创，中国西藏网假日周末版 2011.12.10 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