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藏族阿妈

    对青藏高原一直有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愫。我想，不仅仅是因为我在那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活了12年，那片土地留给了我太多难忘的记忆，更重要的是，那里曾经有过我的藏族阿妈。

    1973年，我出生在青藏高原紧临金沙江的一个小县城。爸爸妈妈在70年代便来到这里支边，一呆就是20年。我从出生到12岁一直和父母生活在这个小县城。很多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成模糊的影像，我的藏族阿妈却始终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中。阿妈是藏族，周围的人都亲切的叫她“玛珠娘娘”，她是县城粮库的临时工。从我有记忆开始，阿妈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一幅在缝补麻袋的剪影。每年夏天，县城粮库都要翻晒粮食，空出来的麻袋堆成了小山，在那布满粉尘的库房角落里或是库房门口总能找到阿妈缝补麻袋的身影。阿妈从不计较报酬，每月极少的报酬，一干就是30年。听母亲讲，阿妈命很苦，从小父母双亡，在藏族土司家做奴隶，10岁的时候每天就要用60公分高的木桶背两大水缸的水。在青藏高原的冬天，气温往往是零下十多度，阿妈穿着破烂的衣裳，一双露出大脚趾的破毡鞋到结着冰的河边去取水，有一次，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差一点被冻死，当她浑身发着抖回去的时候，土司管家却用皮鞭狠抽了阿妈一顿。13岁开始，阿妈就要放牛、牧羊，推磨、烧饭、洗衣，恶劣的生存环境让阿妈在年轻的时候就患上了多种疾病。阿妈一生有五个孩子，分属五个不同的父亲。18岁的时候，阿妈在土司家和一个同是奴隶的藏族小伙子产生了感情，藏族小伙子因不堪奴隶主的虐待，逃到了尼泊尔再没回来，那年阿妈生下了第一个女儿；1950年，西藏解放的时候，阿妈和一名解放军战士好上了，后来，解放军完成作战任务回内地，阿妈不愿离开青藏高原，带着二女儿留了下来。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了奴隶制度，阿妈获得了自由身，政府还安排她在粮食局仓库做了工人；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爱情，阿妈和援藏干部结了婚，她有了第三个孩子；阿妈后来又嫁了两个丈夫，因为种种原因都没能和阿妈白头偕老，却给她留下了五个孩子。阿妈含辛茹苦抚养孩子们，省吃简用供孩子们上学。除了工作服，阿妈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家里也是极其简单。一张矮木桌是全家最主要的摆设。每到过藏历年的时候，阿妈会和孩子们围坐桌边，吃着热腾腾的奶茶，撕着大块的牛羊肉，唱着豪放的藏歌，这是阿妈一年中笑得最开心的日子。

    在我们居住的县城，藏族和汉族的关系非常好。尽管藏汉之间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但丝毫不影响人们的交往，不影响人们的相互信任；邻里之间常常串门，互赠物品。我们居住在当地粮食局的家属院，院子里有二十多户住户，藏族汉族都有；藏族打的酥油茶、捏的糌粑、做的烤肉最香；汉族蒸的馒头包子、推的豆花、点的凉糕最好吃。每当那一家有好吃的食物，都要拿出来让大家品尝，互相说着夹生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交流，但人们的脸上却挂满笑容。阿妈是经济最拮据的，但她却是最不吝啬的，每天早上她打好了酥油茶总要招呼左邻右舍去品尝。有时没有酥油了，她也会叫大家去喝清茶。邻里们也非常关心阿妈，常常给她一些物质上的帮助。

    那时，父母工作很忙，尤其是父亲，是县城车队的一名司机。高原上的车队肩负的任务主要是到内地运输高原上缺乏的蔬菜和水果。从我们居住的小县城到最近的大城市拉一趟货，一个来回需要半个月，途中要经过两座海拔4000米的雪山。当母亲无法照顾我的时候，阿妈成了我的临时监护人。阿妈总是爱坐在粮库的门口缝麻袋，一件被面粉染白的灰布工作服是阿妈四季的最爱，手中那根两寸长的钢针是阿妈挥舞的精彩；补麻袋的工作十分辛苦枯燥。先要把堆成山的上万根麻袋翻来覆去找破损，然后用大钢针穿麻绳一条条的缝好。记忆里，阿妈总是一脸一身的粉尘，但她对政府安排的工作很满足。她常常说，从旧社会过来的“娃子”过上好日子了！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同样的工作重复了30年毫无怨言，经过阿妈补过的麻袋有几十万条。有很多可以扔掉的麻袋，在阿妈的巧手缝补下又派上了用场。

    阿妈有时会端出小板凳让我坐在她膝下陪她补麻袋；有时我也会躲在麻袋堆里，让阿妈和我玩捉迷藏；阿妈在工作之余总忘不了回毡房给我捏一块香喷喷的糌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有时，阿妈还带我到她那不大的毡房，在烧红的碳火或铁炉上烤肉给我吃，尽管那还血淋淋的肉看起来很不舒服，但在阿妈期待的目光中，我还是吃下了那些半生熟的烤肉。那时，七八岁的我实际上根本听不懂阿妈说的藏语，但阿妈慈祥的笑脸和温柔的目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定格成一幅永恒的画面，那么美好、难忘。每当夕阳西下的时侯，金色的余辉照在阿妈花白的头发上，我都有一种忍不住想去抚摸的念头。

    1983年，我随父母调动回到了内地。不久传来消息，说阿妈因病去世了。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参加工作，常常会想起在青藏高原的那段日子，想起我的藏族阿妈，但愿阿妈在天国能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