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底斯新神话：不一样的妈妈

    我确实有多重身份，在家里，我是老公的妻子，儿子的妈妈。在河北省栾城县委党校，是副校长。几个身份中，阿里地委党校教师的身份肯定是最特殊的。在阿里党校，我和郭运良老师职称最高，副高职称。不管什么身份，还是喜欢你这样直呼其名，叫我张惠萍。

    我于2007年6月至2010年7月援藏，属于河北省第五批援藏人员。如你所说，我们是历届河北省援藏干部中，唯一有女同志的一届，光我们这一届，就有六名女同志，陕西有一位。

    说起援藏，是偶然，也是必然。我是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90年代的大学生，当时同学们说，要是能去西藏感受一下就好了，但不能分配到那里工作，如果去了，回不来就麻烦了，去一段时间最好。2007年有援藏机会，就报了名。我是姊妹中年龄最小的，父母过世早，哥哥姐姐都不同意我去，爱人很支持，孩子当时十岁。

    刚到阿里，援友们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我三陪。什么原因啊，说来很简单。

    刚上去大伙都有高原反应，一位老师输液打针，我去医院陪护。这边还没有好利落，地区电视台一位女同志，也高原反应，输液，又去陪她。卫生局一个女的，也住院。三个人还没有住在同一家医院，我在三家医院连轴转。一连陪护了三个人，这不就成了三陪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舒服，也难受，也打针，我住院的时候，大伙也来看我。跟大伙时间处久了，有人评价我，不小气，不小性，不娇气，比较有爱心。

    三年间，我特别幸运，尽遇上好人。一开始，我住的房子是一件小屋，党校大房子盖好以后，一共六套，给我分了一套，有厕所，有厨房。学校没有食堂，几位援藏老师一起做饭，其他几个县的援藏干部，一到地区就来党校搭伙，把党校作为一个落脚点。大家在一起感情很深，有的是生死之交，患难之友。

    教学方面，那个地方很讲政治，跟内地不一样，党校授课任务繁重。内地一年只有两三期班。阿里一年15期，还有19期的，每期时间最长一个月，最短一个星期。业务上，因为专业比较对口，把握的度比较好，学校给我的课题都是政策性比较强，比较敏感的，比较热门的课题。领导和学员反应比较好，还被评为年度先进个人。

    党校就是姓党，必须得讲政治讲政策，在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地方，政治性政策性更要强。授课目的上，主旨上，时时刻刻与中央上级保持一致。不到西藏，不了解西藏，到了西藏，学习了西藏历史，认识到祖国的强大。国家对西藏人力、物力、资金上的投入巨大，但还有民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在我授课过程中，总是灌输一种思想，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激发他们感恩的情怀。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我就宣讲十七大。2008年3·14 以后，我们就走单位，到农村，宣讲科学发展观。在民族区域地区为什么讲无神论，在全民信教的地区讲无神论很敏感，但还得大讲特讲。私下跟干部交流中，了解到机关单位，受过教育的人，从内心里还是非常感谢共产党，认识到民主改革以来，给西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小耳濡目染，受宗教影响比较深，遇到突发事件，比如翻车、生病、天灾人祸，还是会不自觉的念起六字真言。

    在阿里，我把自己定位成阿里人，党校人。上课去学校，下课也去。当地老师和我关系都很好。有一次肠胃犯病，输液两天，上课前，一位当地老师打来电话，说帮我上课。后勤打扫卫生的一位藏族妇女，名叫达珍，来宿舍看我，送我一盒冬虫夏草，说我很辛苦，课讲得好，吃了冬虫夏草，会强身健体。党校也经常下基层，到各县或其他单位讲党课，由于长途奔波，有时候胃痛，但看到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把教案或茶杯顶在胸口，强撑着上课。学员们对我很热情，送来苹果、化石、红枣、哈达，令我感动。

    没上阿里以前，肠胃就不好，上去以后更厉害，不能喝牛奶，一喝就拉肚子。反应最厉害的是生理周期紊乱，前半年，四、五十天不来一次例假，肚子涨，憋得难受。到藏医院去看病，医生说，生理周期缩短或延长都是女性高原病。2008年以后，一个月来两次例假，每次一个礼拜左右，直到现在，回到栾城半年了，身体还特别虚弱，体重不到100斤。

    “3·14”的时候，我和贾光正在开往拉萨的火车上。贾光和尹浩，也是河北援藏干部，我们同在阿里地委党校工作。火车正点到达拉萨时间，应该是3月15日晚上。3月14日，我们还在火车上，就接到家人电话，说拉萨那边出事了，第五批援藏干部副领队，日土县委书记李龙，也打来电话告诉消息。我们在火车上干着急，具体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火车到那曲就停开了，所有旅客全部下车。当时，那曲下着大雪，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和小贾，两个人，三个大箱子。箱子太沉，我拿不动，就站在原地看行李，他把一个箱子挪远一点，再来挪另一个箱子。天上飘着雪花，雪地上留下弯弯曲曲的脚印和箱子的印迹。

    终于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到那曲城里住下来。司机说那曲城已经戒严了，菜市场还发生了打砸抢事件。我们只能在城外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房间里电话响个不停，不敢接，警车在雪夜里跑来跑去，警笛响了一晚上。援藏干部领队和阿里地委党校领导都打来电话，询问我们情况，建议我们两个人住一间房子，为了安全，特殊时期，我和小贾就住在一间房子里，把箱子顶在门上。房间里有两张床，一人一张，衣服鞋子都没有脱，头痛脑涨，一晚上没有睡着。

    阿里地委党校书记仁青，不大清楚拉萨的情况，请拉萨党校派车到那曲接我们，但拉萨已经戒严，计划落空。经请示，领导批准我们第二天乘火车返回石家庄。次日早晨7点，打出租车到那曲火车站，这一天，是3月16日。我和贾光乘上返回内地的火车，于3月18日返回石家庄。到家几个小时以后，接到阿里地委通知，要求所有援藏干部于3月20日前赶到西藏。全省援藏干部紧急集合，有的在老家正盖房子，有的在外地走亲戚，有的在医院输液，有的连家都没回，直奔飞机场。我和大家一道，于3月20日，从北京飞到拉萨，再乘汽车回到阿里党校。

    有件事压在我心里可不舒服。2009年春节假期，给我爱人看病的时候，发现孩子有病，开始在石家庄看，后来到北京。心理医生一问详细情况，我眼泪就下来了，孩子患病的时候，正是我援藏后不久。在阿里，有一次正要输液，孩子给我打来电话，我没有接，怕我哭出声来，就给他发短信，说妈妈在开会，孩子回复，那你忙去吧。可能那个时候，孩子就患病了，很孤独，希望我能陪伴他，跟他说说话，但我远在阿里。

    以前都是我接送孩子，放学路上，孩子总是说个不停，现在孩子很少和我交流。知道孩子患病的时候，离援藏结束还有半年时间。给孩子转了学校，管理上也放松了一些，觉得健康第一，其他都不重要。孩子也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其实我没有什么变化。那半年，继续在阿里上班，认认真真给学员上课。但内心的苦，不愿意告诉别人，整宿整宿睡不着觉，通宵看电视，经常哭，怕人听见，把音乐调到最高音，放声大哭。

    唉，女人援藏，没有什么不容易的，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作的都是自己应该做的，都是自己的职责。

    河北省到阿里援藏的女同志还有五位，各有各的难处，但都严于律己，工作为重。刘晶在河北省教育厅工作，衣食无忧，家庭幸福，援藏期间任阿里地区教育局副局长。父亲在她援藏期间去世，兄弟姐妹为了不影响她的工作，没有告诉她消息。后来，还是丈夫告诉了她实情，但路途遥远，无法回家。援友们都去安慰她，每人送去500元礼金，让她寄回老家，表示慰问。她把礼金通过邮局寄还给大家。单位上的许多藏族干部、家属，也纷纷慰问她，关心她。

    女人援藏，快乐和艰辛并存。既然选择，就得付出。既然热爱，就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