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的地方：焦增刚与黑树林

    焦增刚，山西运城人。1952年从西安金融系统志愿援助新疆，在乌鲁木齐银行系统工作。1955年3月的一天，新疆分局组织部通知他去开会。内容言简意赅，中央为新疆分配了一批援藏干部名额，去阿里地区工作两年。要求政治可靠，身体好，能吃苦，工作能力强。经组织部门再三考察，觉得他符合条件。回去准备准备，三天以后出发。随后还附带介绍，那里是热带气候，和江南一样美丽。但要翻越昆仑山，比较冷，要穿皮大衣、戴皮帽子、皮手套，还要穿大头皮鞋。

    不久，他与几十名援藏干部一起，及2000多峰骆驼和毛驴，排成数公里长的队伍，向巍巍昆仑挺进。打头的骆驼遭遇冰雹，队尾的骆驼阳光普照。面朝阳光的一面，温暖坦荡，背对阳光的一面，瑟瑟发抖。牲畜和人一样，在雪地里行走，也会患上雪盲症，眼睛像蒙上了白纱，举步难行。稍有偏差，踩进尖利的石头缝隙，崴了脚踝，伤了筋骨，只是小事。最大的威胁是，与马同时掉下悬崖，救命声传到驼队，人和马已经热血飞溅，身首几处。

    沿途，一堆堆白骨随处可见，黑压压的乌鸦吞噬腐尸烂肉的惨景，令焦增刚毛骨悚然。45天以后，终于到达阿里。

    那个时候，阿里边防一人守防，新疆就要有两个人和5峰骆驼来保障，每运到阿里的一斤粮食，相当于新疆25斤的价格。边防战士和援藏干部，看见千里而来的驼队，紧紧抱住赶驼人和骆驼，泪如雨下。

    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胜过爱的火热。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漂亮活泼的江南美女闵乃丽与英俊潇洒的北方汉子焦增刚恋爱了。他们的爱，轰动了整个荒原，渲染了寂寥戈壁，给阿里人带来了无限的风景，唱响了一曲生死相恋的高原牧歌。

    闵乃丽是十八路军的文艺兵，响应组织号召，从拉萨来到阿里。两位俊男美女，在阿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那就是在海拔4500米的阿里高原，生下了一个活下来的汉族婴儿。因为怀孕七个月，只有3斤重。

    焦增刚和闵乃丽要去内地学习，小两口天不亮就起来，抱上刚刚两个月的小雅莎，骑上骆驼赶路。登上那布如山顶时，孩子脸色发紫，呼吸急促，不哭也不笑。焦增刚感到异常，从妻子怀里抢过女儿，一口气跑下几千米高的大阪。刚跑到山下，女儿就放声啼哭。焦增刚却满头大汗，气喘如牛，瘫倒在地，不能动弹。

    终于搭上汽车，摇摇晃晃一路颠簸，至奇林湖时，突发洪水，交通中断。只能以车为家，清晨看日出，傍晚看夕阳，度过了十多个不眠之夜。经过唐古拉山口时，小雅莎又没了哭声。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在小雅莎嘴上抹了一点冰水，增加氧气，猛踩油门，飞速行驶。直到温泉兵站，孩子才断断续续有了哭声。

    一个多月以后，终于到达西藏公学院甘肃山丹筹备处。孩子又因腹泻脱水，奄奄一息。送到医院，医生拒绝接收，小两口苦苦哀求，医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针，输了液，才转危为安。小雅莎四个月的时候，焦增刚将女儿送回山西运城老家，交给奶奶看护。小雅莎成人以后，除了身材娇小，其他一切正常。

    援藏两年以后，焦增刚并没有回到新疆，而是和他美丽温良的妻子一起，在阿里一直工作到1981年干部内调的时候，才回到山西运城。多才多艺的美女闵乃丽，还是阿里地区新华书店创建人之一，为农牧区送书下乡，播撒文明火种。

    与黑树林相识，纯属偶然。

    2009年7月，我到普兰县旅行，在县城问路的时候，一位武警军官问我是哪里人，我如实相告。他兴奋的说，普兰县的几位领导都是你们陕西人呢。

    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直接上了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办公楼有四层，政府主要领导在一楼办公，县委主要领导在二楼。办公室门上方，挂着一溜红颜色牌子，一面是汉字，一面是藏文，标示着各间办公室的名字。上到二楼，敲开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门，主任是位年轻的汉族干部，拿着我的名片去了隔壁办公室。我看到门后贴着一张普兰县夏季上下班时间表。

    上午　9:30-13:00

    下午　16:30-19:30

    我觉得稀奇，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作息时间表。几分钟以后，主任带我见到了黑树林。

    他当时任县委副书记，一张办公桌，两侧都有抽斗，桌子中间放着两个人的办公用品，一面小党旗，一面小国旗。又觉得奇怪，偏着头上下左右观看。他介绍说，与县纪委书记两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面对面办公。

    他是陕西省第五批援藏干部，来普兰以前，在陕北一个县当团委书记。因为我也当过团干部，两人便聊得投机。

    末了，他说请我吃饭，既然是陕西人，就吃面吧。我说从小在陕南长大，不爱吃面食，想吃米饭。他笑我原来这么直率。

    更令我惊讶的是，饭桌上竟然有新鲜的黄瓜和西红柿，而且是当地所产。

    一起吃饭的有他的妻子和女儿，妻子在陕北一所学校当教师，利用暑假带孩子来普兰探亲。县委宣传部部长冉红梅和丈夫儿子也在座。冉部长是一位漂亮高挑的女人，丈夫从辽宁一个市来普兰探亲，路上走了将近二十天时间。儿子在拉萨上大学，一家三口分居三地，终于在普兰团聚。

    2010年，受组织选派，黑树林继续留任普兰，担任县委书记。2011年6月，我随阿里行署工作组一行到普兰，自然要看望黑树林。他住在县委县政府院子的一套平房里，暖廊前正在挖沟铺设水管。

    敲了好一阵门才开，黑树林拄着一根不锈钢拐杖，斜着身子，把我们让进客厅。小小的客厅里奇迹般的有一盆绿色植物，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他把拐杖靠在墙上，一瘸一拐，为我们切一个只有两个男人拳头大的西瓜。并告诉我们，两天前札达县委书记来普兰时，专门从温棚里摘了两个西瓜，带给他的。切开西瓜，瓤子却是白的。

    他们谈工作，我几乎没有跟他说上一句话。二十分钟以后，他送我们出门，没有拄拐杖，我站在几个人后面，一直望着他。我知道，在他心目中，我是老乡，顺道来看他，恰在痛风病折磨得他苦不堪言的时候。从此以后，在普兰这块土地上难再相见。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眼神，越过所有人的头顶，望向我。

    就在这一瞬间，我想流泪。我知道这眼神中的内容。他乡遇故知的眼神，病重男人的眼神，羔羊般的眼神。

    几个月以后，与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资深记者主持人窦卫东，说起黑树林的眼神时，依然泪水涟涟。

    窦卫东说，他在普兰见过黑树林，有过一次深谈。他发现黑树林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思考，有个人价值观的人。有一种黄土地文化和黄土地汉子的特殊气质，甚至有文学青年的激情和感动。这种品质崇高而神圣，在纷繁热闹的时代，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和受人尊重。在他多年的新闻工作中，采访过千千万万的大小干部，像黑树林这种有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人，少之又少。

    窦卫东七次进藏，三次到过阿里，采访过三届陕西省援藏干部，与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做过连线节目。不管是单独采访一个人，还是几十个人一起做访谈，100%的援藏干部都哭过。黑树林也哭过，但黑树林的哭和其他人的哭内涵不同。其他人说起老婆孩子父母亲人，不被人理解，受到委屈时，痛哭流涕。只有黑树林，说起理想、抱负、追求，与普兰实际结合，遇到种种困难时，难以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