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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一周年宣讲提纲

2015年11月08日 21:03    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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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月,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每年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是纪念历史进步、顺应人民呼声、代表人民意志的重大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年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一周年的日子。我们隆重纪念这个日子,就是要牢记历史,珍惜今天,开创西藏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达赖集团却极力否认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将它描绘成一种自给自足、佃农相当富裕、没有饥荒和很少乞丐、法治公平的社会,企图否定伟大的民主改革成果,否定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成就。事实必须澄清,是非必须明辨。

    一、旧西藏是人间地狱,新西藏是世上天堂

    旧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里的“政”是指政权,“教”是指宗教,是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由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对农奴进行统治的社会。旧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阶级,对95%以上的农奴阶级进行统治,广大农奴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是一个黑暗、落后、野蛮、残酷的社会。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宣告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灭亡,广大农奴获得翻身解放。

    (一)旧西藏农奴有冤无处申,新西藏政府一心为人民

    旧西藏以达赖为首的地方政府,藏语称“噶厦”,意思是“发布命令的机关”,是贵族、僧侣联合专政的政权组织,设噶伦4人,三位俗官,一位僧官。“译仓”和“仔康”是噶厦最重要的两个机构,“译仓”设大秘书4人,都是僧官,负责处理一切印信文书,负责僧官任用事项,协调寺庙与政府的关系。“仔康”全为俗官,负责管理地方财政、发布政令和俗官的任用培训等。噶厦政府下设基巧(地区)和宗(县)。噶厦政府的各级官员,都由大小贵族和上层僧侣担任,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资格参与其中,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绝对不能担任政府职务。这个政府代表着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的利益,是维护“三大领主”利益的工具。旧西藏的法律规定:农奴“不要与贵族相争”,“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广大农奴没有与贵族抗争的权利,甚至连喊冤也有罪,只能默默忍受农奴主阶级的欺压。

    民主改革埋葬了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解散了噶厦政府,建立起代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废除了三大领主的一切封建特权,他们再也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人民政府废除了维护封建农奴主阶级的一切旧法律、旧制度,建立起代表各族人民利益和心愿的新法律,昔日会说话的工具再也不为领主当牛作马了;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和赎买领主生产资料的办法,使昔日的农奴和奴隶获得土地和生活用品;人民政府修建公路、机场,开办工厂、农场、商店,创办医院、学校,大力发展生产和社会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一批批农奴走进了工厂、学校,走上了领导岗位。

    民主改革后的1960年底,全区成立乡级政权1009个,区级政权283个;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成立了人民政权。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出身的基层干部逐步成长起来,本地藏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总数增加到一万多人,其中乡级干部全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代表政府为各族人民办事。


    (二)旧西藏农奴命价只值一根草绳,新西藏不分贵贱人人平等

    旧西藏实行以《十六法典》、《十三法典》为代表的法律,对广大农奴实行残酷压迫。这些《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被认为是天生高贵的人,处于最上等地位,而广大农奴则被划为下等人。命价也有高低不同,上等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屠夫、铁匠等下等下级的人,“命价仅值一根草绳”。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也不相同。仆人使主人受伤的,要砍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治疗即可,不付给任何赔偿费。农奴主和农奴在法律上的地位极其不平等,农奴主拥有对农奴和奴隶的生杀大权,他们用极其野蛮、残酷的暴力手段,来维护对农奴和奴隶的统治。

    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结束了三大领主对百万农奴的残酷政治压迫,建立起崭新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提供了政治、法律和制度保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凡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藏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新西藏,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超越法律规定之外的特权。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1965年以来,共制定了250余件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为维护西藏人民的平等权益,促进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旧西藏农奴是会说话的工具,新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人

    旧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依附于三大领主,毫无人身自由。农奴超过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内维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噶厦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人不无主、地不无差”,三大领主强制占有农奴人身,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作为土地的附属物束缚在土地上。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收回牲畜、农具、差地,降为奴隶。三大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用于赌博、抵债、赠送、转让和买卖。1943年,一个大贵族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合四块银元),另外,他还以400名农奴抵功德林寺3000品藏银(约合10000块银元)债。农奴的婚姻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不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注定终身为奴。农奴如果被迫流落外地谋生,要向原属领主交“人役税”,持交税证明,才不至于当作逃亡户处理。农奴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人的尊严。面对农奴主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广大农奴和奴隶只能悲怆地吟唱:“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即使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然是父母所给,身体却为官家所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作主的权利。”

    在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先后在农区、牧区、城镇、寺庙废除了三大领主的封建特权和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确立,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西藏人民从此彻底结束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进入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享有了充分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人民代表,依法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当选为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主任的尼玛次仁,曾经是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青格勒溪卡的农奴。旺青格勒曾说:“尼玛次仁是我的财产,我愿意把他揉成团装在口袋里,随我;我高兴把他拉成条围在腰上也由我。”民主改革后,尼玛次仁说,现在有法律保障我的人身自由,我再也不是谁的私人财产,活得心里真敞亮。

    2007年,在西藏的自治区、地(市)、县、乡(镇)四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达到96.4%,有些地方参选率达到100%。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000多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以上。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1名代表,其中13名为藏族公民,门巴族、珞巴族各1名。目前,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占77.97%。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主席均由藏族公民担任。西藏社会各界人士还通过各级人民政协,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事实证明,政教合一的旧西藏把占西藏人口95%的人变成“会说话的工具”,新西藏则把人民变成社会的主人。

    (四)旧西藏种的是领主的地,新西藏耕的是自家的田

    旧西藏三大领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的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靠给三大领主耕种份地、放牧牲畜维持生计。

    在庄园里,农奴主把土地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为农奴主的自营地,一小部分是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耕种的“份地”。农奴为了领得份地,必须自带工具和口粮,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无偿服劳役。这些无偿的劳动,就是缴纳给农奴主的劳役地租。而农奴在份地里收获的大部分粮食最终又都被领主收走了。差巴一年所得不过二三百斤,连糊口都不够,主要靠吃野菜和野草,再掺上一点粮食过日子。除了通过劳役缴纳沉重的地租外,农奴还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税费。

    民主改革废除了“三大领主”独占土地、草场等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农区开展“三反双减”,成立农会,进行土地改革和分配,1959年,拉萨、山南等地解放朗生两万多人,发放安家粮1624万公斤,他们还分到了房屋、农具以及生活用品。1960年10月,西藏全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共没收和赎买农奴主土地280多万亩,分给无地的农奴和奴隶20万户、80万人。1961年初,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在牧区开展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反两利”运动,废除领主特权,建立人民政权,安排好群众生活,尽快恢复和发展牧业经济。1961年上半年,西藏牧区28万人口中,有25万人口开展了“三反两利”运动,并在21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三反两利”运动。1961年底,全区牲畜总数达到1205万头(只),超过了平叛前的任何一年。在城镇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和减租减息的“四反双减”运动,加强手工业和市场的管理。安置贫民和游民,组织就业、生产,扶持手工业,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加强城乡物资交流,进行市场管理。经过民主改革,昔日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广大农奴、奴隶和城镇贫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牛羊和属于自己的作坊、工厂,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自己的劳动成果归自己所有,并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五)旧西藏农奴穷得只能带走自己的影子,新西藏各族群众基本小康

    旧西藏农奴和奴隶穷得只能带走自己的影子,根本原因是没有土地、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此外,他们还遭受乌拉差、高利贷的残酷剥削。

    乌拉差是一种包括徭役、赋税、地(畜)租在内的含义十分广泛的差税总称,统称乌拉差役。仅旧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地方政府和庄园领主所支的差,一般要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80%。乌拉差役又有内、外差之分。内差是农奴向直接依附的领主及其代理人支应的差役。外差是农奴给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支应的差役。其中农奴负担最重的是运输差。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各种物资的运输全靠人背畜驮。农奴长年累月跋山涉水为地方政府运输物资,支差之苦正如谚语中所言“靴子无底,牛背无毛”。同时,外差中从吃到用的各种实物差,都是以三大领主的需要作为“差”的依据,这些无偿提供酥油、青稞、柴草、马料等差役,沉重地压在广大农奴身上。

    位于山南地区乃东县雅砻河畔的凯松庄园,是大贵族索康·旺清格勒的庄园之一。民主改革前,庄园有农奴59户,302人,土地1200亩。每年庄园主索康及其代理人摊派的税收18项、差役14项,占劳动日26800天;西藏地方政府摊派的税收9项、差役10项,占劳动日2700多天;热乌曲林寺摊派的税收7项、差役3项,占劳动日900多天。三大领主每年向凯松庄园的农奴掠夺实物共计:青稞233520斤,糌粑4984斤,面粉66斤,青油1180斤,酥油368斤,鸡蛋6380个,牛1头,牛尾22条,羊3只,羊毛154斤,青草3200斤,麻皮、皂树皮各1800斤,藏酒10罐,哈达42条,掠夺的藏银共计14900多两。如此沉重的差役租税,全摊在庄园内140个劳动力的身上,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要给三大领主服210多天的无偿劳役,提供和缴纳1600多斤粮食、100两藏银。三大领主对农奴的剥削,由此可见一斑。

    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里,农奴究竟应支多少乌拉差役,事实上全由三大领主说了算,农奴主的意志就是征敛乌拉差役的标准。正如谚语所说的:“领主需要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差,当地出产什么,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差。差税像头发一样多,水波一样不断。”

    在旧西藏,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高利贷剥削者。历代达赖喇嘛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把每年对达赖的部分“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贷放给群众,牟取暴利。西藏地方政府设有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西藏很多寺庙也参与放债,高利贷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30%。贵族绝大多数也放高利贷,债息在其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5%。农奴为了活命则不得不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户数的90%以上。农奴所负的债务,形式上分为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中1/3以上是子孙债,也称旧债,是祖祖辈辈欠下的。这种债由于利上加利,永远也还不完。墨竹工卡县仁庆里乡农奴次仁贡布,人们叫他“十万克”。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粮债50克,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噶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1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7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使百万农奴一贫如洗,生活走向绝境。

    通过差税和高利贷,“三大领主”剥夺了农奴的大部分劳动成果。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达3.3万多克(当时1克相当于14公斤),酥油2500多克,牛羊300头(只),氆氇175卷,藏银200多万两。仅十四世达赖一人就有各种绸缎、高级毛料、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其中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余件,每件价值数万元。到1959年为止,在他手上集中的黄金有16万多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


    民主改革前,西藏农牧民在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的双重剥削下,几乎无人不欠债。自他们在民主改革中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后,才有了纯收入,此后不断增长。西藏农牧民从民主改革前基本没有收入到1978年实现人均纯收入175元,1985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首次跃上500元台阶,1997年突破1000元大关,2005年跨过2000元大关,2008年达到3176元,比1978年增加了3001元,年均增长10%以上。尤其是2002年以来,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到12.3%。1978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65元,1986年跃上了1000元台阶,1996年实现5000元,2007年突破10000元大关,2008年达到12482元,比1978年增长了22倍。政府在“十一五”(2006年—2010年)期间实施安居工程,使80%的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房屋,工程实施以来,共有23万户、120万人住进了新房。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2.83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3平方米。而民主改革前,农牧民居住条件极差,城镇居民人均不足3平方米。

    (六)旧西藏无奈当僧尼,新西藏宗教信仰很自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旧西藏的宗教已绝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问题,而是与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对广大农奴实行专政的工具。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宗教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寺庙在政治、经济上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一些寺庙还设有监狱、法庭,备制各种刑具,拥有武装僧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的五十年代初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件写道:“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这是对农奴人身血淋淋的戕害。旧西藏有支僧差的规定(即一家有二子或三子必须抽一子入寺为僧),甚至强行抓丁为僧,维持寺庙的僧源,农奴根本谈不上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宗教宣扬农奴主有钱有势,一生享福,农奴无钱无势,一生受苦,都是“命中注定”的。农奴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安于现状,才能有“来世幸福”。如果反抗压迫,“灵魂”要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在神权和世俗势力的共同压迫下,广大农奴和奴隶的生活极端悲惨,正如一首民歌中所控诉的:“高高的喜马拉雅山,堆的是农奴的白骨;滚滚的雅鲁藏布江,流的是农奴的血泪。”

    在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对寺庙进行改革,一方面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和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一方面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剥削制度的“三反”运动。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在改革中废除封建特权、封建剥削、人身依附、人身奴役。1961年1月,所有寺庙均选出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留在寺里的宗教上层人士和老弱僧尼,由政府每月给予粮、钱补助。青壮僧尼分有土地,自食其力。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旧政权和封建领主的经济所有制,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西藏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西藏农奴阶级获得宗教信仰自由的标志,人民群众从政教合一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此后,公民信教不信教完全自由。

    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约4.6万人,充分满足了信教群众的需求。民主改革后,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均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西藏地方财政先后安排7亿多元,用于修复开放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各教派的重点寺庙。恢复了有影响的传统宗教节日和民族节日,如拉萨一年一度的“雪顿节”、“萨嘎达瓦节”等宗教活动和山南桑耶寺的“多地曲巴”宗教节日等。印刷藏文版《甘珠尔》大藏经1490多部。自治区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宗教方面的规章、办法,切实保障了宗教活动场所和僧俗群众的合法权益。


    (七)旧西藏只会按手印,新西藏豪迈进学堂

    旧西藏教育十分落后,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西藏和平解放前,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三大领主为了使封建特权神圣化,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凡是与统治阶级意志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和科技知识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曾经创造优秀传统文化的西藏人民,由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和落伍,和平解放前文盲率高达95%以上。

    民主改革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发展西藏教育事业。民主改革后的两年,西藏新增公办小学和夜校600所,两万多名翻身农奴的孩子第一次踏进校门,学习藏汉语文和政治、科学等知识。西藏人民普遍享受到以“免费”教育为基础的民生关怀。从1985年开始,在农牧区实行以寄宿制为主的中小学校办学模式,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2009年,农牧民学生“三包”经费提高到1800元,受益学生27万人。“两基”成果不断巩固,“普九”、“扫盲”任务全面完成。昔日只会在各种契约上按手印的农奴和奴隶,如今他们及后代都成了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者。

    (八)旧西藏百业凋零,新西藏跨越式发展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决不是达赖集团所描绘的香格里拉,那时的西藏,农业生产使用的是“二牛抬杠”的木犁耕地、牦牛踩场脱粒的落后耕作方法,一些地方长期保持“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直到1952年,西藏农业总产值仅为 1.4 亿元,全区人均农业总产值不过 124.46元,粮食平均亩产只有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125公斤,农作物的产量一般不超过种子的五、六倍。牧业靠天养畜,生产能力低下,自然灾害经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年,西藏牲畜总头数仅为974万头(只)。旧西藏,统治阶层限制手工业的发展,明文规定“不得花样翻新”,手工业发展非常缓慢。没有一条公路,交通险阻,行路艰辛,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英国人送给十四世达赖的汽车,由于没有公路,只能将汽车拆了,用牲畜驮到拉萨。拉萨仅有一座装机125千瓦,时断时续发电的水电站,供达赖及其少数人使用。

    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多年后回忆道:“记得上世纪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

    新西藏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2009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441.36亿元,连续1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而民主改革初期的1959年,西藏生产总值仅为1.74亿元。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18.29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95万吨,粮食平均亩产由1959年的80公斤,提高到2007年的269公斤;年末牲畜存栏数由1959年的956万头只,增加到2008年的2400万头(只)。2008年,全区发电量15.99亿千瓦时,比1959年的88万千瓦增加15.11亿千瓦时。在农村推广清洁能源,11.4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沼气。200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突破219.64亿元,在西藏地区生产总值构成中居于首位。以公路建设为重点,航空、铁路、管道运输协调发展,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彻底改变了旧西藏连一条公路都没有的历史。2008年,西藏除墨脱县公路还是季节性通车外,所有县均实现了通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13万公里,比1959年的0.73万公里增加4.4万公里。80%的行政村通公路。基本实现县县通光缆乡乡通电话的目标,2008年电话普及率达到55部/百人。2009年旅游业接待游客56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九)旧西藏生活听天由命,新西藏有社保后盾

    旧西藏,只有三所医疗设备极其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医务人员不到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余人,平均每千人只有不到0.4名医务人员。这些藏医机构和人员主要为贵族、官员服务,广大农奴和奴隶有病得不到治疗。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屡有发生和流行。西藏和平解放前的150年间,有过4次天花大流行。1925年的一次,拉萨地区就有7000人丧生。1934年和1937年的两次伤寒流行,拉萨又有5000余人死亡。当某些传染病暴发时,原西藏地方政府不是采取措施救治病人,而是把病人赶进深山峡谷,派兵把守山口,将病人困死。旧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人口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民主改革以来,在农牧民一直享受免费医疗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农牧民免费医疗补助人均达到18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西藏人口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7岁。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有80岁至99岁的老人13580人,百岁以上的老人有62人,是中国人均百岁老人最多的省区之一。西藏总人口由 1959年的 122.8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08万人,增长1.33倍。

    旧西藏农奴世世代代挣扎在饥饿线、死亡线上,更谈不上社会保障。民主改革以来,人民政府为改善人民生活进行了不懈努力。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后,西藏初步建立了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其它救助、救济和社会帮扶为补充,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力相适应、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和以养老保险为主的城镇干部职工养老保障制度。2000年,西藏实行了与全国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一致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04年1月,西藏行政区域内股份制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单位及其所有从业人员均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2006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自治区级统筹。

    为妥善解决五保供养对象在衣、食、住、医、葬等方面的问题,西藏不断提高其供养标准。2001年以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将五保户供养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年588元提高到现在的1600元,并根据消费价格变化适时进行调整,确保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全区农牧民平均生活水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1997年的每人每月130元提高到现在的人均310元。2007年全区人均收入低于800元的农牧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2009年农村低保标准从原来的人均800元提高到人均1100元。

    二、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50多年来,西藏社会发生了历史巨变,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和谐,文化繁荣进步,宗教信仰自由,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西藏各族人民在沧桑巨变面前,深刻地体会到:中央的亲切关怀、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是新西藏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一)党的关怀暖人心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西藏人民实现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实行民主改革、建立自治区这三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社会变革中,为西藏的发展和进步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是1951年领导实现西藏和平解放,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西藏人民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中走上了光明和幸福的道路。二是从1950年起,历时5年,修通了川藏、青藏公路。西藏人民热情地称之为“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桥”。三是1959年,西藏在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最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第一次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四是实行“稳定发展”方针,从1961年算起,在5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办人民公社,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五是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人民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实现了政治上的大解放,昔日的农奴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西藏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转移,西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一是对西藏实行了免征农牧业税,大大减轻了农牧民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二是实行农牧区“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农牧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三是建设43项工程,极大地改变了西藏城乡落后面貌。四是在内地举办西藏班(校),对农牧区中小学生实行“三包”政策。五是加快西藏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度,促进了西藏各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十分重视、关心西藏工作和西藏人民。一是1989年10月,形成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二是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给予西藏免征乡镇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在西藏执行比全国低3个百分点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牧民免收各种税费,中央财政对在西藏的金融和保险企业给予补贴,支持执行比全国低两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利率和低保险费率政策,作出了全国支援西藏和15个省市对口援助西藏的重大决策,由国家直接投资和动员全国支援兴建62项工程。三是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国家直接投资建设项目117个,总投资达312亿元,中央和各地对口支援项目投资达322亿元。四是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达379亿元,主要用于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基层政权相关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重解决制约西藏发展的“瓶颈”和突出困难,推动西藏步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推进西藏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又树立了党在西藏工作历史上新的里程碑。一是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世纪新阶段西藏工作,要求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着力推进以安居乐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二是加大援藏力度,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援藏工作的重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基本方针,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努力构建平安西藏。三是2006年国务院制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40条优惠政策。四是2007年,国务院又确定了总投资达770多亿元的西藏“十一五”180个工程项目,其中包括阿里机场、青藏铁路延伸线等重大交通项目,改变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村村通”电话、农牧民聚居区基础设施等项目。五是2009年2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六是2010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再一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新形势下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工作。所有这些,都为西藏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更加优惠的政策、更多的项目支持和更加有力的工作指导,大力推进西藏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


    (二)全国人民一家亲

    在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全国人民为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给予大力帮助和无私支援。西藏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休戚与共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结下了深厚情谊。早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进藏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帮助藏族群众筑路、修房、看病送药、种地收割,处处为群众做好事。藏族群众热情称赞人民解放军为“新汉人”、“金珠玛米亚姆、亚姆(好)!”西藏和平解放后,“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时代的强音。一批接一批的干部、职工和军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西藏,与西藏各族群众共同建设西藏,第一座工厂、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个邮局……相继拔地而起。他们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西藏,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敬重。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6.7级地震,人员财产损失严重。西藏各族群众组成60多人的送马队伍,历时26天,行程近6000公里,将240多匹马送到邢台,支援兄弟民族抗震救灾。1999年5月,河北邢台将60台拖拉机赠送给西藏,庆祝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良马济邢”和邢台回访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之歌,表达了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

    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为西藏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重要决策。1995年以来,全国共有18个省市、60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17家中央企业,5批干部对口支援西藏经济建设,范围覆盖全区所有地区和73个县(市、区)。15年来,各对口援藏单位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累计建成援藏项目6300个,总投资达133.15亿元,涉及广大农牧民切身利益的住房、看病、上学、交通、饮水、通信等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广大援藏干部把西藏当作第二故乡,把西藏各族人民当作亲人,与西藏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建设西藏,奏响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凯歌。西藏的繁荣进步是在祖国大家庭中取得的。西藏各族人民从身边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央的亲切关怀,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民族团结的亲情。全国人民一家亲,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发自内心的共同心声。

    (三)团结奋斗气象新

    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央的关心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创造了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成就,展示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实践证明,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领头羊”,西藏各族人民是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力量,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武警、公安干警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柱石。

    民主改革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紧紧围绕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实现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区党委、政府坚持按照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的要求,大力实施“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始终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首要任务,在坚持和完善“三个长期不变”(在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草场公有、承包到户,自主经营,长期不变”)政策的基础上,提出并大力实施以安居乐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保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综合能源体系建设。坚持以大工程带动大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重点加大对内地的开放力度。


    大力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优先发展教育,在巩固六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让各族群众少得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认真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让各族劳动者就业有岗位、创业有门路、致富有盼头;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各族群众衣食有着落、生活有来源、养老有保障。这些措施,有力地推进了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生态西藏建设。

    各族人民群众始终是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是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的主体力量。 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企业,从社区到校园,全区各族人民坚定跟党走,不畏艰险,勤劳勇敢,团结战斗,顽强拼搏,以一往无前的意志、开拓创新的精神,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上演了一幕幕改造旧河山、共同奔小康的生动话剧,创造了改天换地、大展宏图的历史伟业,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维护国家安全和西藏稳定的铜墙铁壁。

    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大官兵,从西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改革开放,都始终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勇当先锋,甘于奉献,为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与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在雪域高原谱写了军民团结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英雄史诗。他们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钢铁长城,是保卫西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柱石。

    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共同努力下,如今的西藏正以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并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三、五次会确保实现宏伟目标,西藏的明天更加美好

    今年1月18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发展稳定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全面分析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方针、思路、重点,对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了战略部署。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确保西藏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一)西藏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保持经济跨越式发展势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民族团结和谐,社会持续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到202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会议制定的政策措施,继续加大了对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强调要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加快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等,努力实现长治久安,要加强涉藏外事工作,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央制定的特殊优惠政策涵盖了投资、财政税收、金融、生态建设、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就业、基层组织建设、对口支援等方面,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民生全面改善

    中央对保障和改善我区民生高度重视,强调要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西藏工作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将这一思想贯穿到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事业、生态保护、对口支援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强调要把政策资金更多地向广大农牧区和边远地区倾斜,着重解决广大农牧民和困难群众最急迫的问题。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必将推进民生全面改善。民生的全面改善,表现在以下13个方面。

    1、喝上清洁卫生的水。为了改善基层群众特别是农牧民群众的用水问题,国家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经过努力,2009年我区已累计解决122.2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今年还将解决25万农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二是加大安全饮水工程实施力度,到2013年,全面解决农牧民以及农林场职工的饮水安全问题。三是在“十二五”期间,新建部分城市饮用水源工程,加强水源地保护,建设拉萨市柳梧新区水厂、那曲镇水厂,在地(市)所在地和部分县城实施供排水管网延伸改造工程,在部分市、镇建设污水处理厂。

    2、用上安全便捷的电。为了解决基层和农牧区用电难问题,国家采取八项措施:一是经过努力,目前我区有150多万农牧民用上了电。二是中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解决西藏电力普遍服务问题。三是落实柴油发电机组进藏,建设藏中和阿里地区应急电源。四是建设一批水电站,开工建设青藏直流联网工程。五是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六是支持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国家可再生能源资金向西藏倾斜。七是建成阿里、藏中等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和储能装置。八是通过电网延伸和建设小水电、光伏发电、风、光发电互补等方式,解决农村无电地区用电问题,推进农村电气化建设。

    3、走上四通八达的路。为了改善农牧区基层交通基础设施,解决出行难问题,国家采取七项措施:一是2009年我区共有668个乡镇、4222个行政村通了公路,提前一年实现80%行政村通公路的目标。二是完善以公路网为基础,以干线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为骨架,以农村公路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三是建设边境横向公路通道。四是到“十二五”末基本实现县县通油路。五是加大乡村公路建设力度,实现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农林场通公路,乡镇通沥青或水泥路。六是开工建设拉萨至日喀则、拉萨至林芝段铁路。七是完成阿里机场、日喀则机场、那曲机场建设工程。

    4、烧上环保清洁的气。为了逐步解决和改善基层和农牧区的能源结构,使广大群众用上经济、环保的气,国家采取四项措施:一是坚持开发当地能源和输入优质能源并举,以水电为主,油气和新能源互补,形成稳定、清洁、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源体系。二是建设拉萨铁路接卸油气库。三是推进农村电气化建设,实施农牧区薪柴替代工程,着力解决农牧区沼气使用问题,目前我区累计完成11.4万户沼气池建设。四是在地(市)所在地和部分县城实施供暖和供气工程。

    5、住上安全适用的房。为了改善各族群众的住房条件,国家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目前已解决23万户、120万农牧民的安居问题,提前一年完成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任务。二是中央和自治区加快实施游牧民定居、地方病病区群众搬迁和国有农林场旧房改造工程,将农房改造贷款纳入扶贫贴息贷款范围,使所有农牧民都住上安全适用的房。三是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加大廉租房建设支持力度,改造地(市)所在地和独立工矿企业老城区棚户区,适当提高国家补助标准。


    6、孩子上学不花钱。为了提高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采取五项措施:一是我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盲”任务全面完成,“三包”标准达到1800元。二是重点推进农牧区的偏远地区集中办学工作,加快寄宿制学校建设,支持高中建设,继续实施农牧民子女义务教育“三包”政策,实现全面覆盖并逐步提高补助标准,将高中阶段农牧民子女全部纳入“三包”范围。三是扩大高中阶段招生规模,使西藏高中阶段毛入学率2015年达到80%。四是实行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政策,进一步完善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五是对高校师范、地矿及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教育。

    7、治好折磨人的病。为了保障各族群众特别是农牧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国家采取五项措施:一是我区农牧民享受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医疗保障,农牧民医疗补助标准达到180元,农牧民孕产妇享受住院分娩医药费全免、奖励和生活救助政策。二是进一步完善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逐步提高补助标准和保障水平。三是重点完善农牧区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四是提升医疗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五是加大地方病、高原病和传染病防治力度。

    8、就业门路宽又广。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采取八项措施保障各族群众就业:一是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牧区转移劳动力就业,支持农牧民返乡就业。二是完善城乡士兵教育培训与安置转业工作机制。三是依托职业技术学校,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四是大力开发牧区草场维护、乡村道路协管等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特色的公益性岗位,解决好零就业家庭和困难群体就业问题。五是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优先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六是增加农牧民职业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七是支持建立县级以上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动者免费提供就业服务。八是对进城务工的农牧民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偿。

    9、在家能知天下事。国家采取四项措施加强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实施通信村村通工程,力争实现乡乡通网络。二是采取有线、无线等多种方式,实现行政村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通电话。三是力争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3G覆盖和有条件行政村能够上网。四是完善以乡镇为重点的邮政基础设施,逐步实现有条件的乡村通邮。

    10、文化娱乐有地方。为了丰富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采取六项措施:一是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完善公共文化机构运行保障机制,使建立起来的文化场所都能开展活动。二是大力推进乡镇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流动舞台车等文化工程和设施建设,基本实现自治区和地(市)有图书馆、群艺馆,县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乡镇(农林场)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的目标。三是加大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实施力度,户户通广播电视。四是加强藏语广播影视译制制作能力建设,让基层群众看到更多更好的藏语节目。五是继续实施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建设地(市)县数字电影院。六是《人民日报》藏文版、《西藏日报》藏文版免费向基层赠阅。

    11、生活基本有保障。国家采取七项措施,保障各族群众的生活。一是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加强农牧区和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服务及残疾人服务。二是进一步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三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计发办法,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四是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12年前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五是完善和落实被征地农民和退牧牧民的社会保障政策。六是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社区服务、儿童福利、养老服务、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七是建立和完善救灾应急服务体系,建设救灾物资储备设施和救灾应急装备。


    12、生活环境更漂亮。为了保护西藏的蓝天碧水,使我们的生活环境更漂亮,国家采取五大保护措施:一是加强重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加强大江大河源头区、草原、湿地、天然林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高原原生植被和野生动物保护,加大重点地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综合治理和污染防治力度。推进退牧还草、人工种草和草原病虫鼠害防治工程,建设重点防护林、森林防火及保护区。二是提高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对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预防。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农村推广沼气、太阳能,在企业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推广应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有效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四是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近几年仅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就达到了7.7亿元,并在逐步增加,“十二五”期间有可能达到15个亿。中央还将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五是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保护好矿区的生态环境。

    13、增收渠道更广阔。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采取了一系列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的措施,为各族群众特别是农牧民群众增收提供了广阔的渠道。一是国家加大对西藏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二是国家鼓励发展特色农牧业,支持优势农畜产品和产业带建设,加强生物产业项目建设,加大农牧业综合开发,支持种养大户和家庭农牧场。三是加强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完善农牧区市场流通体系。四是大力扶持乡村旅游和森林生态旅游。五是积极支持发展龙头企业,支持特色农牧业深加工,支持发展民族手工业。六是合理有序开发优势矿产业,积极推进藏药产业化。七是支持对外贸易和物流业发展,支持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建设,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八是建设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奖励和生态效益补偿长效机制。九是大力加强边境县建设,加大兴边富民的扶持力度,建立边民补助机制,扶持门巴、珞巴等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十是完善强农惠农补贴政策,将青棵纳入国家良种补贴范围,启动牦牛良种、马钤薯原种补贴试点。十一是继续把西藏作为特殊集中连片贫困区域予以大力扶持,制定专项扶贫开发规划,加大中央扶贫资金投入。

    此外,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还提出逐步解决寺庙通路、通电、通水、通信、广播电视覆盖以及寺庙书屋等问题,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僧尼的特殊关怀。

    想过去,一把辛酸泪;看今朝,幸福生活甜。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一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更加感受到今天生活的美好。在旧西藏,以达赖为首的“三大领主”根本不顾广大农奴的死活,在他们眼里,农奴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对农奴所做的,只是支不尽的乌拉差,还不尽的高利贷。今天,党和政府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水电路气房、吃饭、用钱、孩子上学、治病、打电话、看电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并全力以赴地解决,真是新旧西藏两重天!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珍惜今天,共同努力开创西藏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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